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

时间:2020-12-26 11:59    分类:取保候审
京师王海英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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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哪些类型的案件能够办理取保候审?

  原标题:哪些类型的案件能够办理取保候审?

  为了能够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家属通常会聘请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案件中,取保候审一般都是由专业律师办理的。并不是什么案件都能顺利取保候审,哪些类型的案件能办理取保候审呢,听听广州刑事律师团队皓哲律师团的讲解: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有以下几种情况之一,办案机关“可以”或者“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或具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情形的;

  3、主观方面具有过失、受骗、被胁迫等的;

  4、犯罪后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无重新危害社会或者串供、毁证、妨碍作证等妨害诉讼进行的可能的;

  5、主观恶性小的初犯、偶犯、从犯、胁从犯或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犯罪无前科劣迹的;

  6、有帮教、管教条件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

  7、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9、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10、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11、经济犯罪案件中,能够提供与案件标的相当的保证金且无继续实施犯罪的可能的。?

  明确不能取保候审的情形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以下情况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⑴累犯

  ⑵犯罪集团的主犯

  ⑶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

  ⑷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⑸暴力犯罪(轻伤案件除外)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

  从案件类型来看,能够办理取保候审的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种类型:

  1、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如果就经济赔偿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则可能更大);

  2、数额不大,并且已经退赃的经济型犯罪案件(如:贪污、职务侵占,侵犯知识产权类等);

  3、危害结果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

  4、对被害人已经进行经济赔偿的故意伤害(轻伤)案;

  5、部分危害性不大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如:数额较小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等)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在办理取保候审的过程中,户籍也是办案机关考虑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本地户籍的居民适用取保候审的比例远远高于外地居民,主要原因在于,外地居民流动性大,经济来源、社会关系都不够稳定,不利于取保候审后的监管。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往往会对案件的进展造成重大阻碍,甚至做出取保候审决定的办案人员也会负上一定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即便已经具备取保候审条件,也并非说马上就可以办理,通常,办案机关都要等到取证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证据基本定型后,才会为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的相关手续,这主要是害怕将人放出后发生串供,翻供等情况。因此,大多数取保候审,都是当事人在看守所羁押一两个月并就所涉嫌犯罪的问题形成口供后,取保候审才会得到批准。

  律师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后,应当要求办案机关在七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答复。对于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律师有权要求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并可以提出复议或向有关部门反映。?

  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时,可以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取保候审条件调查取证。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可以到医院调取病历;对于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可以调取医院关于怀孕的诊断证明或婴儿的出生证明;对于有稳定工作的可以要求其工作单位出具证明文件或调取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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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  第1张

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我国检察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中的地位

  【内容摘要】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很多缺陷,特别是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案件在审查逮捕、起诉的诉讼阶段中,出现很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教训,对改革和完善取保候审制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取保候审 检察机关 捕后取保 尴尬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受传统的报复和惩罚为主的刑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当前有些执法人员 “重实体、轻程序”、“重特权、轻人权”、“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还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在学术界,一般在讨论取保候审制度时,大多数是站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角度,这无可非议,因为毕竟相对于整个庞大的司法系统,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属于“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是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刑诉法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立法设计,公、检、法各司法机关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若不反过来站到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项制度,那么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将依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笔者作为一名检察员,根据多年办案的经验教训,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取保候审案件的整个诉讼程序当中,地位极是尴尬,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完善。

  一、检察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中地位尴尬的具体表现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规定过宽,影响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和效率

  综合多年的办案经验可以看出,各司法办案机关一般是对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以及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是有些办案机关和承办人员,因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的标准不够明确,只凭借主观意测来自由断定来对一些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本不应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纵观全国上下,可以说整个司法系统在适用取保候审这个措施制度中主观色彩是较为浓厚的。如此,对于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随意性,直接为案件的诉讼进程,证人作证以及案件的质量效果和社会效果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经常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解押后,发生潜逃、翻工、串供和诱使证人翻供等情况,一些案件不得不被拖延。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案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特别呈现出撤诉多、中止审查的积案多等特点,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如2009年所办理的某县交警队事故处理中队队长黄某玩忽职守案,由于对犯罪嫌疑人黄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黄某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处游说、诱使证人在庭上翻供,最后导致检察机关不得不将该案撤回起诉,提高公诉案件的撤诉率,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办案的质量。

  又如2008年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失火案,根据类似的案件一般都逮捕收押的,但是因为有人说情,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莫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该犯罪嫌疑人却法律意识淡薄,取保候审期间未经允许擅自外出打工,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决定受理后,履行告知权力义务和续保手续时,多次对其传唤却不到案,检察机关承办人员只好将该案件退回公安机关重新追捕。直至2011年年底,经过对其家属的思想教育,发动家属规劝,他才回来投案自首。另外,还有经常会发生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机关续保后,待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被告人因畏罪潜逃,不到案,法院拒不受理,检察机关被迫中止审查等情形。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公安机关的随意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取保后又执行监督不力,导致该案犯罪嫌疑人潜逃,案件不得不被搁浅,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的办案效率,同时,也暴露出目前公安机关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管力度是相当薄弱的,以及对保证人的责任规定得不够严格等。

  (二)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取保候审措施存在尴尬情形

  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和犯罪手段方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以及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上存在多变性等特征,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在办理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开始采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机关在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期间,侦查到更多的罪行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毁灭罪证、逃跑、自杀、串供、等突发情况时,为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需要即刻变更采取逮捕措施。但是根据目前的相关规定: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权已经全部上移,而上一级检察机关一般不熟悉案情,假如遇到大案、要案、重大疑难案件,则需要审查案卷的时间较长,而且报送案件的往返路途时间上的浪费,特别是对于一些离市区比较偏远的基层检察院报送案件时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已经占用了差不多一两天,受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自侦案件从基层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到上级检察机关审查作出决定时止,如何应对这期间内犯罪嫌疑人的毁灭罪证、串供和逃跑、自杀等突发情形,是基层检察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公安机关对批捕后的案件随意决定变更为取保候审,有失检察机关批捕书的威严

  根据某县公诉案件统计显示,2009年取保与刑案总人数比例为28%,逮捕后取保占取保人数比例为35%;2010年相关比例分别为39%、31%,2011年相关比例分别为38%,32%。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变更措施为取保候审的人数约占取保候审总人数的1/3,导致了社会上普遍认为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书是形同虚设,可随意变更的,毫无威严性。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安机关要完成逮捕任务,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一般会先考虑报捕,待批捕后再卖人情给犯罪嫌疑人,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如此达到了“政治任务”与“社会人情”两不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上会认为我们的检察机关的某些办案人员充当了“坏人”的,而公安机关的某些民警则成为了“好人”的角色,这样严重扭曲了公安和检察机关的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修改和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现行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为维护检察机关的庄严形象和取保候审制度的严肃性,实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必须在立法上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一)必须对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范围进行进一步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对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有关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主要有下面几类:

  (1)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可能被量刑为管制、拘役或者适用独立的附加刑的;

  (2)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可能被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于危害社会的;

  (3)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予以逮捕羁押,但患有严重疾病,不适宜关押的;

  (4)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予以逮捕羁押,但处于怀孕期间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

  (5)已经被拘留,办案机关认为需要逮捕但是证据尚且不足的;

  (6)羁押期满,但是没有侦查、起诉、审判终结,采取取保候审不会危害社会的;

  (7)公安机关报捕,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或者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又变更为不起诉而需要复议、复核的。

  所以,从以上列出的适用范围上来看,取保候审措施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情节轻微或者有法定的特殊情形、没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犯罪行为情节轻微或者具有法定的特殊情形”这两项容易掌握,可是对“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界定却比较难把握。笔者认为,为使司法机关在办理取保候审案件时有法可依,应当在立法上对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和适用条件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确保“社会危险性”达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建议借鉴英美法系中保释制度,用排除法,应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为具有社会危险隐患,不应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一是可能被判处最高刑期为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为起点刑期的;

  二是属于累犯或者是犯罪集团主犯的;

  三是曾经在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有脱保或妨碍诉讼行为前科的;

  四是初查、侦查阶段有通过自伤、自残办法来逃避侦查的;

  五是无法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和住址的。

  另外,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活秩序正常,有固定的住所以及稳定工作单位,并且能够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则不应该认为其存在危险隐患,而应当允许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对于属取保候审排除之列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一段时期内不能治愈的,或正在怀孕导致行动自由有障碍的,应当对其监视居住,而不应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二)将取保候审措施的决定权收归检察机关和法院行驶

  (三)司法实践证明了:公安机关对批捕后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随意变更为取保候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措施的决定权。为降低各个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适用取保候审标准的理解偏差,防止司法腐败和加强法律监督,应当按照案件的类别,将取保候审的审批权、决定权全部交由检察机关和法院来行驶。那么在公诉案件的实际操作中,如果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接到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就应当将相关的案件材料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如果检察机关认为符合的,就应当作出批准决定书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不符合的,同样应当说明理由并出示不批准采取决定;如果是公安机关承办人员认为取保候审申请理由不合理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取保申请。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法院有权自由决定。

  那么,在目前法律规定还处于不完善的司法实践当中,要改变当前公、检、法各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措施过程中处于尴尬状况的现象,笔者认为,各司法机关可以针对取保候审中的共性问题共同协商,联合发文,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特别是严格规定限制好逮捕后可以变更为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比如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在逮捕后变更为取保候审:

  一是在逮捕时未被发现的已经怀孕或是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性犯罪嫌疑人;

  二是逮捕时未发现的已患病的或是在逮捕后才患严重疾病,经相关医疗机构诊断证明的,;

  三是案件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逮捕羁押条件已不复存在的;

  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羁押期限已满,但案件尚未侦查终结需要继续查证、审查的。

  除了上述情形以外,公安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以后,一率不能擅作主张,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

  (三) 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效果,增加保证方式

  1、为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效果和效率,应当规定保证金与保证人两种保证方式可以并用。如此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更好地约束被取保候审人去遵守相关的取保候审纪律,还可以降低司法机关的后顾之忧。其实这两种保证方式,无论是在适用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存在矛盾,早在 1995年讨论刑诉法修改时,就有学者提出:“增设财产保”;“ 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人保和财产保合并适用或者单独适用人保或财产保,增强保证措施的约束力。 [1]其实在刑诉法修改前,司法实践中也有采取人保和财产保结合适用的尝试。比如《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陈光中主编)一书中提到:“公安机关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财产保。通常是人保与财产保合并适用或者是单独适用财产保。” [2] 在我国香港地区也是采取两种保证形式合并适用的做法。香港刑事诉讼中,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保释,可以采取具结保证或者提供现金抵押,提供担保人不是必须的条件要求。 [3]综合起来就是:被取保候审人必须交纳保证金进行保证,但是是否要同时提供保证人进行担保,则可以由审查决定的司法机关自由决定。所以说,假如司法机关决定必须附加提供保证人担保时,实质上就是人保和财产保“双保”并用的方式。

  而在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制度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并用的方式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并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更加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修改立法,明确规定保证金保证和保证人保证两种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必要时也可以合并适用,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保证作用,确保取保候审案件的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2、必须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作为保证人。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存在的情感关系。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他们积极地充当保证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处罚,但是他们对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否顺利进行则基本不加以考虑。但是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以外人担任保证人,则可以不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比起亲友担任保证人来讲更能切实履行保证责任,约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刻在案,确保整个诉讼过程顺利进行。

  三是将相关组织纳入保证人的范围当中,如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道德品行以及社会危害性等情况相对了解,而且这些组织成员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具有可靠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比一般的自然人保证人更具保证效果。

  (四)进一步明确保证人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1、规定保证人同时提供保证金进行担保的方式。它依然是保证人担保的形式。它区别于单纯的保证人的人格担保,它是让保证人以保证金的形式来为自己履行担保职责的一种担保方式。这种方式也更不同于前面所述的人保和财产保结合适用的“双保”方式。在前面的“双保”方式的财产保中,要求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提供担保。这时,如果没收保证金,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但是在保证人以保证金方式进行担保,如果没收保证金,则是对保证人不能履行保证职责的一种处罚。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无经济能力提供保证金时,改为采取保证人担保并且由保证人提供保证金的担保方式,或者当保证人信誉度不足时,以附加保证金提高其保证力。这种情形,依然归于保证人的担保方式。在现行立法中,对保证人没有履行担保职责的惩罚一般只是作适当的罚款处理,构成犯罪的才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罚款属于经济性质的惩罚,是一种事后制裁,不具有事前约束性,而且执行手续比较繁琐。要求保证人事先交纳保证金,可以督使保证人更加深刻认识保证责任以及相关的法律后果,增强其保证意识,倘若万一,需要对保证人进行惩罚时,即可没收其保证金便可。

  2、应明确规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与被保证人的行为之间存在连带或因果关系。一旦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就可以认为保证人没有尽到保证义务,即可追究其保证责任。如果被保证人发生违法行为,保证人能够及时报告并且有效阻止、有效避免或降低了该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后果,则可以适当减少或免除保证人的责任。这样,才能让保证人真正负起其保证责任,才能促使其认真履行好保证人的监督和报告义务。同时,规定保证人的责任和被保证人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对被保证人心理、情感上形成一种压力和震慑力,促使被保证人自觉遵守取保候审的法律法规。

  (五) 必须要加大对脱保人员的惩罚力度。

  目前,我国立法对被取保候审人的脱保行为的惩罚力度远不足以促使其严格守法。比如前面讲述的失火案例,被取保人莫某脱保后,最后经过多方劝说,才回来自首,而公安机关也并没有马上申请逮捕羁押,而是继续对其决定取保候审,起诉到法院后也只是以失火罪判了缓刑,所以根本起不到对脱保人的打击作用。但是在英国的保释制度中,在保释期间如果被保释人脱保,则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如下:一、撤销其原先的具结保释,并责令被保释人进行重新具结保释;二、将被保释人逮捕归案;三、对担保财物进行没收;四、追究刑事责任,分别构成潜逃罪或藐视法庭罪,判处相应的罚金或者羁押。我国立法可考虑借鉴英国对脱保人员的制裁做法,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如果有违反相关的取保候审法定义务,则单独构成犯罪,如潜逃罪或逃保罪、藐视法庭罪,并且应将该罪与原来所犯的罪实行数罪并罚。如此,才会使被取保候审人遵守相关的取保候审规定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注释

  [1]《 完善刑事强制措施若干问题之管见》,张竹萍著,载自1995 年《诉讼法学论丛》第213 页。

  [2]《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陈光中主编、徐益初副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 ,1993 年2 月版第115 页。

  [3]《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法》,赵秉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 年10 月版第78 页。

  (作者单位:广西蒙山县检察院)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  第2张

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论我国检察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中的尴尬地位

  【内容摘要】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很多缺陷,特别是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案件在审查逮捕、起诉的诉讼阶段中,出现很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教训,对改革和完善取保候审制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取保候审 检察机关 捕后取保 尴尬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受传统的报复和惩罚为主的刑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当前有些执法人员 “重实体、轻程序”、“重特权、轻人权”、“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还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在学术界,一般在讨论取保候审制度时,大多数是站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角度,这无可非议,因为毕竟相对于整个庞大的司法系统,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属于“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是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刑诉法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立法设计,公、检、法各司法机关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若不反过来站到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项制度,那么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将依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笔者作为一名检察员,根据多年办案的经验教训,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取保候审案件的整个诉讼程序当中,地位极是尴尬,故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完善。

  一、检察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中地位尴尬的具体表现

  (一)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规定过宽,影响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和效率

  综合多年的办案经验可以看出,各司法办案机关一般是对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以及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是有些办案机关和承办人员,因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的标准不够明确,只凭借主观意测来自由断定来对一些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本不应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纵观全国上下,可以说整个司法系统在适用取保候审这个措施制度中主观色彩是较为浓厚的。如此,对于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随意性,直接为案件的诉讼进程,证人作证以及案件的质量效果和社会效果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经常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解押后,发生潜逃、翻工、串供和诱使证人翻供等情况,一些案件不得不被拖延。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案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特别呈现出撤诉多、中止审查的积案多等特点,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

  如2009年所办理的某县交警队事故处理中队队长黄某玩忽职守案,由于对犯罪嫌疑人黄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黄某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处游说、诱使证人在庭上翻供,最后导致检察机关不得不将该案撤回起诉,提高公诉案件的撤诉率,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办案的质量。

  又如2008年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失火案,根据类似的案件一般都逮捕收押的,但是因为有人说情,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莫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该犯罪嫌疑人却法律意识淡薄,取保候审期间未经允许擅自外出打工,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决定受理后,履行告知权力义务和续保手续时,多次对其传唤却不到案,检察机关承办人员只好将该案件退回公安机关重新追捕。直至2011年年底,经过对其家属的思想教育,发动家属规劝,他才回来投案自首。另外,还有经常会发生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机关续保后,待向法院提起公诉时,被告人因畏罪潜逃,不到案,法院拒不受理,检察机关被迫中止审查等情形。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公安机关的随意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取保后又执行监督不力,导致该案犯罪嫌疑人潜逃,案件不得不被搁浅,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的办案效率,同时,也暴露出目前公安机关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管力度是相当薄弱的,以及对保证人的责任规定得不够严格等。

  (二)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取保候审措施存在尴尬情形

  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和犯罪手段方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以及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上存在多变性等特征,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在办理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开始采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机关在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期间,侦查到更多的罪行或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毁灭罪证、逃跑、自杀、串供、等突发情况时,为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需要即刻变更采取逮捕措施。但是根据目前的相关规定: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权已经全部上移,而上一级检察机关一般不熟悉案情,假如遇到大案、要案、重大疑难案件,则需要审查案卷的时间较长,而且报送案件的往返路途时间上的浪费,特别是对于一些离市区比较偏远的基层检察院报送案件时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已经占用了差不多一两天,受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自侦案件从基层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到上级检察机关审查作出决定时止,如何应对这期间内犯罪嫌疑人的毁灭罪证、串供和逃跑、自杀等突发情形,是基层检察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公安机关对批捕后的案件随意决定变更为取保候审,有失检察机关批捕书的威严

  以下表格是某县公诉案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相关数据:

  从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变更措施为取保候审的人数占了取保候审总人数的1/3,导致了社会上普遍认为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书是形同虚设,可随意变更的,毫无威严性。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安机关要完成逮捕任务,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一般会先考虑报捕,待批捕后再卖人情给犯罪嫌疑人,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如此达到了“政治任务”与“社会人情”两不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上会认为我们的检察机关的某些办案人员充当了“坏人”的,而公安机关的某些民警则成为了“好人”的角色,这样严重扭曲了公安和检察机关的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修改和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现行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为维护检察机关的庄严形象和取保候审制度的严肃性,实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必须在立法上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一)必须对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范围进行进一步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对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有关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主要有下面几类:

  (1)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可能被量刑为管制、拘役或者适用独立的附加刑的;

  (2)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可能被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于危害社会的;

  (3)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予以逮捕羁押,但患有严重疾病,不适宜关押的;

  (4)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予以逮捕羁押,但处于怀孕期间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

  (5)已经被拘留,办案机关认为需要逮捕但是证据尚且不足的;

  (6)羁押期满,但是没有侦查、起诉、审判终结,采取取保候审不会危害社会的;

  (7)公安机关报捕,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或者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又变更为不起诉而需要复议、复核的。

  所以,从以上列出的适用范围上来看,取保候审措施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情节轻微或者有法定的特殊情形、没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犯罪行为情节轻微或者具有法定的特殊情形”这两项容易掌握,可是对“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界定却比较难把握。笔者认为,为使司法机关在办理取保候审案件时有法可依,应当在立法上对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和适用条件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确保“社会危险性”达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建议借鉴英美法系中保释制度,用排除法,应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为具有社会危险隐患,不应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一是可能被判处最高刑期为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为起点刑期的;

  二是属于累犯或者是犯罪集团主犯的;

  三是曾经在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有脱保或妨碍诉讼行为前科的;

  四是初查、侦查阶段有通过自伤、自残办法来逃避侦查的;

  五是无法查明犯罪嫌疑人身份和住址的。

  另外,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活秩序正常,有固定的住所以及稳定工作单位,并且能够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则不应该认为其存在危险隐患,而应当允许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对于属取保候审排除之列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一段时期内不能治愈的,或正在怀孕导致行动自由有障碍的,应当对其监视居住,而不应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二)将取保候审措施的决定权收归检察机关和法院行驶

  (三)司法实践证明了:公安机关对批捕后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随意变更为取保候审,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措施的决定权。为降低各个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适用取保候审标准的理解偏差,防止司法腐败和加强法律监督,应当按照案件的类别,将取保候审的审批权、决定权全部交由检察机关和法院来行驶。那么在公诉案件的实际操作中,如果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接到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就应当将相关的案件材料移送到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如果检察机关认为符合的,就应当作出批准决定书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如果检察机关认为不符合的,同样应当说明理由并出示不批准采取决定;如果是公安机关承办人员认为取保候审申请理由不合理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取保申请。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法院有权自由决定。

  那么,在目前法律规定还处于不完善的司法实践当中,要改变当前公、检、法各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措施过程中处于尴尬状况的现象,笔者认为,各司法机关可以针对取保候审中的共性问题共同协商,联合发文,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和条件,特别是严格规定限制好逮捕后可以变更为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比如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在逮捕后变更为取保候审:

  一是在逮捕时未被发现的已经怀孕或是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性犯罪嫌疑人;

  二是逮捕时未发现的已患病的或是在逮捕后才患严重疾病,经相关医疗机构诊断证明的,;

  三是案件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逮捕羁押条件已不复存在的;

  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羁押期限已满,但案件尚未侦查终结需要继续查证、审查的。

  除了上述情形以外,公安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以后,一率不能擅作主张,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

  (三) 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效果,增加保证方式

  1、为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效果和效率,应当规定保证金与保证人两种保证方式可以并用。如此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更好地约束被取保候审人去遵守相关的取保候审纪律,还可以降低司法机关的后顾之忧。其实这两种保证方式,无论是在适用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存在矛盾,早在 1995年讨论刑诉法修改时,就有学者提出:“增设财产保”;“ 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人保和财产保合并适用或者单独适用人保或财产保,增强保证措施的约束力。 [1]其实在刑诉法修改前,司法实践中也有采取人保和财产保结合适用的尝试。比如《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陈光中主编)一书中提到:“公安机关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财产保。通常是人保与财产保合并适用或者是单独适用财产保。” [2] 在我国香港地区也是采取两种保证形式合并适用的做法。香港刑事诉讼中,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保释,可以采取具结保证或者提供现金抵押,提供担保人不是必须的条件要求。 [3]综合起来就是:被取保候审人必须交纳保证金进行保证,但是是否要同时提供保证人进行担保,则可以由审查决定的司法机关自由决定。所以说,假如司法机关决定必须附加提供保证人担保时,实质上就是人保和财产保“双保”并用的方式。

  而在我国,目前的取保候审制度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并用的方式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并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更加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修改立法,明确规定保证金保证和保证人保证两种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必要时也可以合并适用,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保证作用,确保取保候审案件的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2、必须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作为保证人。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存在的情感关系。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他们积极地充当保证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处罚,但是他们对案件的诉讼程序是否顺利进行则基本不加以考虑。但是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友以外人担任保证人,则可以不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比起亲友担任保证人来讲更能切实履行保证责任,约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刻在案,确保整个诉讼过程顺利进行。

  三是将相关组织纳入保证人的范围当中,如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道德品行以及社会危害性等情况相对了解,而且这些组织成员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具有可靠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比一般的自然人保证人更具保证效果。

  (四)进一步明确保证人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1、规定保证人同时提供保证金进行担保的方式。它依然是保证人担保的形式。它区别于单纯的保证人的人格担保,它是让保证人以保证金的形式来为自己履行担保职责的一种担保方式。这种方式也更不同于前面所述的人保和财产保结合适用的“双保”方式。在前面的“双保”方式的财产保中,要求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提供担保。这时,如果没收保证金,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但是在保证人以保证金方式进行担保,如果没收保证金,则是对保证人不能履行保证职责的一种处罚。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无经济能力提供保证金时,改为采取保证人担保并且由保证人提供保证金的担保方式,或者当保证人信誉度不足时,以附加保证金提高其保证力。这种情形,依然归于保证人的担保方式。在现行立法中,对保证人没有履行担保职责的惩罚一般只是作适当的罚款处理,构成犯罪的才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罚款属于经济性质的惩罚,是一种事后制裁,不具有事前约束性,而且执行手续比较繁琐。要求保证人事先交纳保证金,可以督使保证人更加深刻认识保证责任以及相关的法律后果,增强其保证意识,倘若万一,需要对保证人进行惩罚时,即可没收其保证金便可。

  2、应明确规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与被保证人的行为之间存在连带或因果关系。一旦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就可以认为保证人没有尽到保证义务,即可追究其保证责任。如果被保证人发生违法行为,保证人能够及时报告并且有效阻止、有效避免或降低了该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后果,则可以适当减少或免除保证人的责任。这样,才能让保证人真正负起其保证责任,才能促使其认真履行好保证人的监督和报告义务。同时,规定保证人的责任和被保证人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对被保证人心理、情感上形成一种压力和震慑力,促使被保证人自觉遵守取保候审的法律法规。

  (五) 必须要加大对脱保人员的惩罚力度。

  目前,我国立法对被取保候审人的脱保行为的惩罚力度远不足以促使其严格守法。比如前面讲述的失火案例,被取保人莫某脱保后,最后经过多方劝说,才回来自首,而公安机关也并没有马上申请逮捕羁押,而是继续对其决定取保候审,起诉到法院后也只是以失火罪判了缓刑,所以根本起不到对脱保人的打击作用。但是在英国的保释制度中,在保释期间如果被保释人脱保,则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如下:一、撤销其原先的具结保释,并责令被保释人进行重新具结保释;二、将被保释人逮捕归案;三、对担保财物进行没收;四、追究刑事责任,分别构成潜逃罪或藐视法庭罪,判处相应的罚金或者羁押。我国立法可考虑借鉴英国对脱保人员的制裁做法,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如果有违反相关的取保候审法定义务,则单独构成犯罪,如潜逃罪或逃保罪、藐视法庭罪,并且应将该罪与原来所犯的罪实行数罪并罚。如此,才会使被取保候审人遵守相关的取保候审规定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1]《 完善刑事强制措施若干问题之管见》,张竹萍著,载自1995 年《诉讼法学论丛》第213 页。

  [2]《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陈光中主编、徐益初副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 ,1993 年2 月版第115 页。

  [3]《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法》,赵秉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 年10 月版第78 页。

  作者单位:广西蒙山县检察院

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  第3张

重大案件是否适用取保候审:赢了网

  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它与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同属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一种,与其它几种强制措施相比较,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取保候审是人身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对被取保人的人身强制性既不同于拘传的强制到案,接受讯问,也不同于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定限制,更不同于拘留、逮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直接剥夺,它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人身自由较为充分、人身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

  (二)取保候审是法定期限最长的一种强制措施。原《刑诉法》没有对取保候审期限进行限制,存在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取保既不结案,又不及时进行侦查、起诉、审理,变相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虽然规定了期限,但同其它强制措施相比较,取保候审的法定期限还是最长的。

  (三)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公、检、法三家均可使用。取保候审不同于拘留和逮捕的强制措施,公、检、法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根据具体情况,经过本单位领导批准,都可以使用该项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对于这一强制措施如果正确运用,可以起到合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实现司法经济的效果;反之,则有可能对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

  1、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相互制约性。《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根据《刑诉法》的这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即使对于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机关对能否适用取保候审的认识不同,也不妨碍其中一机关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这无疑使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相互制约性,也是同《刑诉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相违背的。

  2、对取保候审使用条件的规定较模糊。《刑诉法》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两种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运用条件作出了完全相同的规定,使取保候审运用条件的法律规定具有明显的模糊性。同时《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范围过于宽泛,而判定是否“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则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对于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后是否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由于缺乏明确客观的判断标准,常常是依据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其结论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3、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行为难以产生有效的制约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的形式为保证人担保或保证金担保两种形式。

  就保证人担保这种保证形式而言,司法实践中作为取保候审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有着特定的关系,他们在履行保证责任时,常常既有对被取保人的行为加以约束的一面,又有对其姑息、纵容的一面,对于被取保人可能实施的隐匿、毁灭证据、串供、逃跑或者继续犯罪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保证人保证方式很难对被保证人产生有效的制约和约束。同时,刑事诉讼中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责任与民事诉讼中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其责任明显有所不同,即民事诉讼中的保证人可以代替被保证人承担应当由被保证人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却不可能代替被保证人承担其违反刑事诉讼法律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基本方式是对保证人处以罚款。由此可见,采取保证人担保方式难以对被取保人产生真正有效的制约。

  再就保证金这种保证形式而言,让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从实质上说就是以未来的经济处罚作为手段确保被取保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实施妨碍诉讼,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然而这种保证方式仍然难以起到较好的制约效果,且不论被取保人实施的违法行为难以监督、难以发觉,单就经济处罚与此时妨碍诉讼、减轻罪责、逃避法律制裁的性质和后果而言也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少数司法机关在收取保证金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也使保证金的保证职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少数单位对被解除取保候审而无违法行为的被取保人不按法律规定及时退还保证金,交纳后将不予返还,等等。这些行为无疑使保证金的保证职能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况且同样数额的保证金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来说其保证职能也是有所差异的,甚至相当悬殊的。凡此种种都表明以收取保证金的形式作为取保候审的保证方式也难以收到预想的制约效果。

  4、取保候审的执行不到位,致使少数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种种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或者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表现为:(1)不思悔改,继续作案;(2)以各种方式脱离监控、逃避审查和惩处;(3)串供、毁灭、伪造证据或诱使证人翻证等,从而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和社会安定造成种种不利影响。

  5、取保候审的使用缺乏严肃性。个别司法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受利益驱动,往往:(1)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或不应当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经济利益或私情随意取保;(2)违反六部委及各部门有关解释不能同时采取人保与财保保证形式的有关规定,对同一案件变相同时采用保证人担保与收取保证金这两种保证形式;(3)对在取保候审执行过程中无违法违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解除取保候审时不依法退还保证金;(4)违反收支两条线的政策规定,收取保证金不打收条、不入帐、设立单位小金库等等。

  二、如何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取保候审的有关法律规定。

  (一)应将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作为适用取保候审的限制性条件之一。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既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内在的本质要求,也是刑事诉讼中实施强制措施的宗旨和目的之所在。具体说来正确适用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案件证据体系的稳固性应是考虑能否适用取保候审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案件其证据体系的稳固性也不相同,有的案件证实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固性,对案件适用取保候审不致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案件的公正审理;而有的案件证实案件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不具有较高的稳固性,带有一定的可变性,且这种证据内容的改变将会直接影响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显然对于后一类案件一般不宜适用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

  2、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范围加上一定的刑期限制,如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既是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的一种肯定,又是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必然体现和内在要求。

  3、各部门应当明确规定: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期间,除不能在法定侦查、审查起诉期限内结案,需要继续侦查、审查起诉而适用取保候审的案件外,对于能够迅速侦查、审结的案件应当尽快侦查、审结,不能无故拖延案件的侦查、审理期限,使诉讼时间延长。

  4、对于共同犯罪案件的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宜同时取保候审审理,这主要是由共同犯罪案件的性质和证据特点所决定的,共同犯罪与单个人犯罪相比较,往往有着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犯罪案件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对于各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定往往有着重要的甚至于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对共同犯罪案件的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取保候审,一是容易使诉讼时间延长,不利于对共同犯罪案件的及时惩处;二是如果各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串供、翻供等违法行为,将会对共同犯罪案件的审理和正确定罪量刑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二)应当进一步完善对捕后取保的制约机制,严格捕后取保候审的条件,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防止个别机关、个别人随意使用取保候审。

  (三)应当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对取保候审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职责,完善公安机关内部对取保候审执行情况的协调配合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和查处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实施的违法违纪行为;进一步明确、强化保证人对被保证人应负的保证责任;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及其罪行轻重,来确定保证金和罚款的数额标准,完善收支、使用、管理措施,进一步完善对司法机关违反取保候审有关法律规定的处理和惩罚措施,严防取保候审过程中各类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四)应当进一步完善取保候审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执行情况的监督职责。对于不同司法机关对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有不同认识的案件在决定取保候审时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强化制约。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接受控告申诉等环节加强对取保候审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违法行为的监督,改变监督难、查处难的现状,对于其它司法机关作出的明显不当的取保候审决定应及时建议有关机关解除取保候审,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有明显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决定或建议有关部门变更强制措施,对于其他司法机关在取保候审出现的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行为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依法行使监督职责,以减少直至杜绝取保候审中的各种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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