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民交叉刑事辩护律师_1小时免费咨询

时间:2020-09-15 19:14    分类:取保候审
京师王海英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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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刑民交叉刑事辩护律师_1小时免费咨询  第1张

北京刑民交叉刑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

  一、刑事辩护概述

  刑事辩护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刑事案件常见问题

  1、 刑事拘留期限是多久?

  刑事拘留期限,是指转逮捕的期限。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一般,是10日;在特殊情况下,是14日;具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的,是37日。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的案件,一般,是14日;在特殊情况下,是17日。

  2、当事人被抓后,家属什么时候才能探视?

  判决生效后,有些地方的看守所还规定在执行通知书送达看守所后。

  3、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家属为什么没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

  有如下几种可能:一、当事人无法提供家属的联络方式,导致公安无法通知;二、涉嫌特定罪名且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三、公安采用寄信通知的方式,家属暂时还没收到。

  4、被公安取保候审的人,是否还要经过法院开庭审判?

  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取保候审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不等同于无罪释放。侦查终结后,如果被认为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追求刑事责任的,会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后,会移送法院审判.

  5、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还能不能办取保候审?

  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是是否获得批准取决于是否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一般来讲,逮捕后取保候审的难度比较大的了,可以考虑过些时日后根据案情决定是否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

  6、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概言之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1、根据事实和法律找到正当的理由,说服办案机关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2、监督办案部门依法办案,为当事人争取公平公正,避免冤假错案(无罪判有罪,轻罪判重罪)。

  7、那些人可以为在押当事人委托律师?

  其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委托辩护人,“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8、请律师办案要多少钱?

  不能一概而论,或者说不是一般是多少,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委托人的具体要求,由事务所根据收费标准确定。

  9、侦查阶段,律师多久可以会见在押当事人?

  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会见要经过侦查机关许可。其它案件,律师可以直接会见,看守所会即时安排会见,有特殊情况的,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10、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的,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一)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

  三、京师律师团可以为您做点什么

  1、 接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团法人的聘请,进行职务犯罪预防、高管执业刑事风险防控培训。

  2、在侦查阶段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会见犯罪嫌疑人 ,了解涉嫌罪名和有关案件的情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代理申诉和控告。

  3、审查起诉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有关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与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材料,向检察机关提出相关意见。

  4、审判阶段为被告人辩护 :在一审、二审过程中,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有关材料;与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调查和收集证据,参加法庭审理,提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

  5、死刑复核阶段为被告人辩护:与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调查和收集证据,提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或不应核准死刑的辩护意见。

  6、代理刑事申诉案件,代为制作申诉材料,代为再审立案,参与再审案件的辩护

  7、代理刑事诉讼案件: 在自诉和公诉案件中代理举报、指控犯罪,担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

北京刑民交叉刑事辩护律师:德恒律师事务所 | 程晓璐:《涉企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与辩护路径》直播回顾

  程晓璐:《涉企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与辩护路径》直播回顾

  2020-04-09

  2020年4月5日晚7:30,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法学博士程晓璐在德恒刑事讲堂为大家作了主题为“涉企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与辩护路径”的精彩分享。

  程晓璐律师从自己实际办理的案件出发,将理论、法规、理念落地,解剖麻雀式的向大家汇报了不同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下,实体法律适用、程序适用的不同以及在办理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有效辩护路径。

  一、何为刑民交叉案件

  程律师首先从理论角度阐释了法律事实竞合型与法律事实牵连型的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其界定。

  二、解读法律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

  程律师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类案件严格来讲,实质是如何准确掌握经济犯罪、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应当切实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审慎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及是否达到构成犯罪的证据标准。程律师通过两则亲身办理的案例向我们详细展示了该类型案件的特点、切入点以及要达到的目标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是假冒注册商标案。程律师首先从犯罪的构成要件入手,精细化分析和论证,就主观上行为人是具有假冒注册商标的故意还是民事侵权范围内的故意,行为人使用的注册商标与被侵权商标之间是近似商标还是相同商标,做出了定性的厘清,揭示出案件实质为商标民事侵权纠纷,不应上升到刑事犯罪。其次通过开展调查取证、与被侵权商标的详细比对、类似情形作为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例检索情况等一系列辩护工作的同时,适时同检察官进行真诚的充分的沟通,提交详细的书面辩护意见,最终通过无罪辩护策略换取量刑大幅度减轻,达到了当事人判缓刑且减轻处罚的预期目标。

  第二个是合同诈骗案。程律师以民营企业家明知经营亏损而借入资金后仍然亏损,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借新还旧,是否一律就是非法占有为切入点引导大家思考。在实践中,众多企业往往处于积极自救的阶段,想方设法挽回自己和债权人的损失。仅因不能及时偿还借款被动用了刑罚手段,这似乎是混淆了刑事案件与民事纠纷的性质,模糊了界限。

  此外,程律师就法律事实竞合型的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上如何衔接其以及处理原则,尤其是涉嫌套路贷等涉众型案件中的衔接问题;关于涉企高管犯罪判刑追赃,是否阻却单位承担民事责任;退赃退赔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被害人能否再对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解读和剖析,让大家对于该类案件的分析有了更坚实的理论根基支撑。

  三、解读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

  程晓璐律师从多角度对自己参与辩护的王庆军等人涉嫌挪用资金不起诉案进行了深度阐释,此案被评为中律评杯2019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和民主与法制周刊2019十大司法案件,并被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杂志、新京报等多家媒体追踪报道。

  王庆军案的事实错综复杂,情节离奇曲折,环环相扣,是刑民交叉案件典型的教学案例,更涉及案中案,其案情之丰富多变堪比电影剧本。程律师深度挖掘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点,掰开了、揉碎了的呈现给大家,对于此类案件如何从程序之辩、法律适用之辩、事实证据之辩等多视角开展精细化辩护工作,并最终推动取得辩护的成效。

  在刑民交叉类案件中,刑事案件往往是民事纠纷升级的结果,而且案发的背景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案件线索则源于利益冲突方的控告,利益冲突方首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在无法获得救济的情况下,转而寻求刑事途径。

  程律师着重提醒,在这样的案件中,民事诉讼的结果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会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必须重视其中的民事诉讼,因为其结果往往具有伪证作用,会成为刑事案件强有力的无罪证据。另外,对于刑事诉讼进行中,相关民事诉讼是否中止的问题,程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解析。

  四、感悟

  程晓璐律师理论功底扎实深厚,具有丰富的大要案的办案经验,并且善于对案件回顾、梳理与总结。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程晓璐律师提出了“程序之辩有妙处,法律适用之辩是立足,厘清民事法律关系是前提,事实、证据之辩是根本,其他方面作用是助力”的办案心得。而且她精心总结出办案的“十五字诀”——找漏洞、织新网、戳痛点、揭真相、扭乾坤,与大家共同分享。

  在直播的最后,程律师谈及多年来的办案感悟——精细化辩护,将每一个无罪辩护案件当成艺术品精雕细琢,精耕细作,一定会有惊喜和收获!

  此次讲座直播进行了2个小时,获得了同仁的广泛好评,截止发文已有1.5万余人次观看,大家纷纷留言表示受益匪浅,认为课程颇为实用,意犹未尽并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课程讲授。程晓璐律师表示,以后还会专题和大家直播分享《涉企刑行竞合案件的辩护路径》。

北京刑民交叉刑事辩护律师:无罪辩护案例:北京白领因工涉罪,专业律师辩冤白谤

  原标题:无罪辩护案例:北京白领因工涉罪,专业律师辩冤白谤

  某担保公司员工李某因工涉罪,从公安立案到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前后历时一年,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及其老板张某伙同三借款人骗取小贷公司贷款共计人民币1960万元,担保公司的李某、张某均作无罪辩护,三个借款人则自愿认罪。东城法院经审理,以骗取贷款罪分别判处张某、李某有期徒刑各一年,均同时宣告适用缓刑一年。李某、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东城法院重新组织合议庭,又经过长达一年马拉松式的诉讼,终于在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5)东刑初字第01172号刑事裁定书,同意检察院撤回对李某的起诉。同案其余四人被判有罪。随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京东检公诉刑不诉(2017)155号不起诉决定书,对李某决定不起诉。

  【案情简介】

  2012年4月的一天,北京大兴区某担保公司后勤人员李某在网上QQ聊天时,认识了北京东城区某小贷公司的业务员徐某。两人谈到业务合作事宜,互相介绍了各自单位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在李、徐二人的引荐下,小贷公司老总郭某与担保公司老总张某面谈合作事宜。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合作意向。小贷公司觉得张某的担保公司的资质太低,没有大额的授信担保资质。张某后来找了一家大型担保公司——在其隔壁办公的某信联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经审核信联担保公司的资质,已给信联担保公司两千万的书面授信。

  接下来的合作似乎更加顺利,李某多次接到公司老板或业务部的指令,说有客户需要到小贷公司贷款,为了防止客户私自签约公司收不到介绍费,需要做后勤的李某前去盯一下。公司给客户约好几点到小贷公司,然后派李某过去。李某到小贷公司后,与客户简单聊聊,就上前台把客户介绍给小贷公司。后面的填表、签合同之类的贷款手续都由客户与小贷公司直接办理。

  小贷公司放出贷款后,借款人没有依约及时回款。小贷公司催要无果后,只好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客户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这看似简单明了的官司,到开庭后却发现里面情况复杂:所有借款人都不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借款人,都说是为了给亲戚或朋友帮忙去办理贷款的,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用款需求,所借款项也没有归他们使用或支配。甚至连这些借款经过他们的卡过账后,最终落入谁的腰包都不清楚。法院经调查了解,发现信联担保公司的老板石某才是真正的用款人,但经多次传唤石某始终处于失联状态。

  面对突发情况,法院休庭后经研究认为本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中止对案件的审理,并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2014年5月,东城分局以骗取贷款罪对本案予以立案,先后将三位借款人以及担保公司的老板张某、员工李某传唤至经侦队,随即对上述五人宣布刑事拘留。

  到法院审判阶段,担保公司的李某、张某均作无罪辩护,三个借款人则自愿认罪。东城法院经审理,以骗取贷款罪分别判处张某、李某有期徒刑各一年,均同时宣告适用缓刑一年。

  张某、李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东城法院重新组织合议庭,又经过长达一年马拉松式的诉讼,终于在2017年11月20日宣判。在此阶段检察院已撤回对李某的起诉,法院在宣判时,首先宣告同意检察院撤回对李某起诉的裁定,然后对其余四人作出有罪宣判。

  【代理意见】

  北京天冲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案就追诉李某方面来看,主要争议焦点为:李某是否具备与借款人或其他人合谋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是否实施了骗取贷款的行为?小贷公司从总经理到参与签定贷款合同的员工为追求业绩直接编造贷款项目,明知借款人没有贷款需求仍发放贷款,其行为是否符合上当受骗心理?小贷公司授信信联担保公司两千万担保,而未收回的贷款一千九百六十万,仍在授信范围内,且信联担保公司尚未破产或注销,在尚未穷尽民事追偿手段的情况下,小贷公司的回款问题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真正的用款人石某没有归案对质的情况下,认定李某有罪的证据是否充分?

  围绕上述焦点问题,我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回东城法院重审阶段,提出了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一、李某没有与本案其他被告人合谋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李某等五人小贷公司贷款共计人民币1960万元,辩护人认为,对李某的指控根本无法成立。

  (一)李某、张某与借款人林某、林某伟、王某、杨某等人事前均不认识,亦未联络过,不具备共谋骗贷的条件。

  李某、张某与借款人均素昧平生,张某甚至与借款人没有见过面,李某也仅仅是在他们办理贷款手续的那天见过一面,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络,谈何伙同、共谋的问题?试想,一个涉及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乃至数百万元的贷款案,如果被告人之前根本就不相互认识,单在办理贷款手续的短短十几分钟内就能达成密谋骗取贷款的共同犯意吗?这显然是不合符生活情理和基本逻辑的。至于李某与张某及信联担保公司之间,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存在骗取贷款的通谋。

  (二)李某对本案核心问题,诸如编造虚假贷款项目、贷款流向均不知情,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

  李某在借款人办理贷款手续时,到小贷公司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借款人“跑单”(不支付服务费)或其他中介公司“抢单”。他并未参与借款合同、借款申请或借款收据的填写,也没见过上述合同、单据,确实不知道贷款人因何贷款。事实上,借款人只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基本信息,签了名字,在贷款项目和用途栏留下空白,是由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某、白某、徐某填写的,关于这一点,各借款人的陈述与小贷公司总经理郭某、员工王某某的陈述高度吻合,能完全印证李某并未参与虚构贷款项目和用途等造假行为。至于贷款流向,李某在案发前也并不知道借款人非实际用款人,贷款所得流向何处。

  (三)李某在本案所涉及的全部行为都受老板张某的指令,均系职务行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

  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担保公司公司出具的《证明》均能证明李某不知情、受公司指派按公司要求做事的情况。这与李某在笔录中陈述的按公司指派带客户去小贷公司、请示张某之后留客户的银行卡完全一致。不知情的职务行为就不存在通谋的问题,本案中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实张某与李某有共谋骗取贷款的主观犯意。

  二、李某在客观方面没有实施骗取贷款的行为。

  表面看来,李某在本案中涉及的行为面较广,从介绍担保公司与小贷公司老总彼此认识、到办理贷款手续,再到提供银行卡替借款人收支贷款利息均有李某的参与,但从实质上看,李某的上述行为都没有深入到两个公司实质性的协商谈判的程度,更没有触及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这一根本的“骗取”行为的本质内涵。李某所涉及的各个工作环节恰恰符合内勤人员事务性的工作性质。

  三、本案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骗取贷款罪,那被告人到底骗了谁?任何欺骗行为,都应该有具体而明确的欺骗对象,即欺骗行为的相对人,然后再看相对人有无受骗并采取相应的处分行为以至形成受骗的结果,从而对欺骗的既遂和未遂予以评价。

  小贷公司本身是不能欺骗的,被骗的只能是具体的自然人,因为公司的任何行为是一种集体或个人意志的表达,它的一切经营活动是通过具体的工作人员来实施的,那么借款人的欺骗行为本应直接作用的对象即贷款经办人没有受骗的情况下,到底谁是受骗对象?

  骗取贷款罪是指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在骗取贷款案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贷款申请人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是不知情的,或者说对贷款申请人以欺骗手段获取贷款的目的不是明知的。那么,在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贷款申请人以虚假资料骗取贷款的行为或目的明知时,也就是并不存在受骗的情况下,借款人获得贷款到底骗了谁?这是一个不容回避并需要明确答复的问题。

  在本案中,负责贷款各个环节的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均明知借款人没有填写借款用途等重要资料(实际上也是小贷公司的人员指使借款人不要填写),但为了追求本单位业务绩效或者其他目的,还亲自参与造假,填写编造的贷款理由,并以单位的名义向借款人发放了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就不应构成骗取贷款罪。道理很简单:贷款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的集体行为代表了小贷公司的意思和行为,他们发放贷款不是基于错误的认识。此时,借款人的“欺骗”行为既没有欺骗的对象也没有达到欺骗的效果,而仅仅只是一种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该种行为无法上升到欺骗的高度,更不能上升到刑法评价的程度,所以不存在欺骗,也就不构成骗取贷款罪。事实上,没有小贷公司人员(从普通的业务员、信贷员徐某、王某某到决策人物——总经理郭某)起主导作用的造假行为,按该公司正常的贷款流程(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借款人提出贷款申请后,经审核合格,五至七天才能放款),借款人没有任何可能性能“骗”到小贷公司的贷款。更为重要的是,小贷公司的最高决策层审贷会的成员王某某、高某某都签字审核过了,主动对信联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授信。这就更能证明小贷公司是自身在开展与信联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并没有所谓被骗的成分。

  四、不能将体制性问题归咎于体制外的个人,本案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违法律之公平正义原则。

  实际上,本案反映的是一个金融机构的体制性问题:小贷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其可收取高出银行四倍的贷款利息,其为追求高额回报而贷款,但又不像银行那样严格依法操作。小贷公司现任总经理刘京川就在媒体上直言:小贷公司不是金融机构,干的又是金融机构的事,它可能构架上出现一些问题。该公司主打农业投资项目却身处北京市东城区,本区域作为市中心,根本无农投项目可做,为了追求业绩,其自身只好违规操作,编造项目。而一旦追债遇阻,就迁怒于借款人及中介公司,甚至诉诸刑事手段。小贷公司的所有贷款都跟本案一个模式,没有任何差别。这样小贷公司就成了一个谁都不敢碰的定时炸弹。跟谁合作不顺利了,它随时都可以引爆,把合作对象炸个粉身碎骨。辩护人认为,体制性问题要靠体制改革来解决,不能将体制性问题归咎于个人,尤其是体制外的个人。像本案这样小贷公司在民事追偿中遇到一些问题,就转而诉诸刑事程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显然有违法律之公平正义原则。

  五、李某没有从中获利,骗取贷款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行为人起码要有一个获利的目的,而李某自借款人获取贷款至今长达数年时间均未获利,现有证据也无法反映李某有非法占有的获利目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某没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六、本案最关键的人物——真正用款人石某没有归案,无法证实石某与张某、李某、郭某、王某某及其公司之间存在骗取贷款的合谋,指控李某涉嫌骗取贷款罪缺乏缜密而完整的证据链。

  本案与李某有关的借款人的贷款所得很大一部分都流向石某本人或其指定的账户中,实际为石某所用。而目前在石某并未归案的情况下,并无证据表明石某与张某或李某存在合谋,也没有证据表明石某与小贷公司或郭某之间存在合谋,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石某通过陈某、林某本人或让其找借款人进行贷款,然后按石某的旨意把所贷款项留归石某使用。这甚至连石某与陈某、林某和其他借款人之间存在共同犯意都证明不了。只要查不出石某与张某、李某或其他被告人之间有共同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就完全存在如下一种可能性:石某一人“独狼”行动,利用朋友的信任找到借款人(石某有融资性担保资质的公司和知名饭店楼房都是极具外表张力的信任幌子),小贷公司因区域局限多年完不成放贷任务,与有客户需求同时在寻找担保盈利点的担保公司老板张某一拍即合,随即进入了石某设下的圈套中。小贷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追求营利,不惜指使他人编造贷款项目和用途,完成放贷任务。天底下巧合的事情多得很,只要对案件基本事实没有完全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情况下,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证据就没有确实、充分的程度,对被告人的指控就无法成立。

  七、信联担保公司作为各借款人的担保人尚未破产或倒闭,小贷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的方式追回贷款,实现自己的债权。如果发现信联担保公司资不抵债或其实际控制人石某携款潜逃,那也是小贷公司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

  小贷公司以高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收取借款人利率,自身贪图高利而把关不严,甚至上自总经理下至普通职员多人亲自参与造假,出现回款不利的情况却不愿意承担风险,通过正常民事方式实现自己的权益,动辄把无辜的人控告上刑事法庭,光从道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更何况小贷公司已经给信联担保公司两千万元的担保授信,更应该由自身承担由此带来的商业风险。其授信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对此有隐瞒欺诈或胁迫行为,使其作出错误的授信表示。从信联担保公司的实际情况看,虽然法院查封了该公司投资人鑫诺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百分之三十股权,但只占小部分。而且中商信联还有一个国字号的股东——商业信用中心(国务院下属单位),小贷公司通过正当的民事手段实现自己的债权并非难事。事实上,小贷公司之前已经向信联担保公司发出代偿通知、律师函和提起诉讼,其后不知什么原因却又以刑事案件报案。本案到法院之后补充的证据材料能完全证明上述问题。

  八、本案原审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生效裁定,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后,检察院补充的证据也没有达到足够的补强效果,仍无法认定李某有罪。

  检察院补充的证据主要有张某的笔录、李某银行卡交易明细、震东方饭店变更名称和法定代表人的材料以及震东方饭店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这些证据都难以达到补强效果,无法认定李某有罪。张某的笔录涉及李某的问题,主要谈到其当初与小贷公司总经理郭某、王某某首次见面时李某在场,但在会谈时经常出去。其中并没有说到李某参与了实质性的发言。且当时仅仅是一次极其正常的业务接触,根本不涉及共谋骗取贷款之事。说到李某拿客户银行卡的事,如上所述,没有证据李某通过此卡取款,或者帮助他人取款;至于用李某的银行卡帮助小贷公司向客户追收利息,那是小贷公司的一贯做法,况且这也是借款人取得贷款之后的事了。与之前的所谓“骗取”贷款没有关系。震东方饭店的经营状况及其资产负债情况,不能反映信联担保公司的全部资产信息。即使信联担保公司真的资不抵债了,小贷公司对其作出的授信担保也应承担正常的商业风险。

  从本案刑事案件进程上看,本案从公安侦查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就一直在存疑中徘徊。起初案件并无举报人或报案人,是东城法院在审查民事案件中认为本案可能涉嫌犯罪问题,移送东城公安分局经侦队处理。东城分局在侦查中开始认为不构成犯罪,提出不予立案意见,被检察院否决。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张某时,又认为张某涉嫌犯罪的证据不足,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同时还对东城公安移送的案件作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对李某则在拘留期满前,未提请批捕就作出取保候审措施。可以说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已尽了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运用了各种司法程序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保障在最后审查起诉的关键阶段,检察院做得不够彻底,没有把好关,将案件起诉至法院。公安办案中存在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错误,如对李某出具了三份不同的“到案经过”,第一份到案经过说李某是被抓获的,竟然有两个民警言之凿凿地签字作证。实际上李某是主动到案的,这两个民警如此签字,往轻了说是工作失误,往重了说是在作伪证。辩护人恳请法院秉承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审判中心论的司法理念,打破侦查中心论的怪圈,对刑事司法保持足够的谦抑性,在没有做实证据之前不要轻易挥动刑罚大棒,置无辜于囹圄之中。贵院倘能听信辩护人之逆耳忠言,则不仅为被告人李某个人之幸,亦不失为首都司法之幸——或许这是以个案为契机走向疑罪从无的司法昌明之路的关键一步!

  【判决结果】

  东城法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裁定,准予检察院撤回对李某的起诉。

  【裁判文书】

  因为是检察院撤回起诉,东城法院在重审裁定书中,并没有说明同意撤回的理由,但毫无疑问,律师深入细致、鞭辟入里的辩护意见被检察院所采信了。

  【案例评析】

  一、在刑民交叉的案件中,如何界定被告人的责任?

  本案属于比较典型的刑民交叉的案件,以民事诉讼起,以刑事裁判终。小贷公司因贷款无法收回,启动民事诉讼追债,法院受理民事案件中,又认为可能涉及刑事问题移交公安。公安起初也在立案与不立案之间徘徊,检察院面对诸多被告人也只批捕了其中一人。东城法院在刑事原审一审判决中,虽然都判被告人有罪,但只判一个实刑(且完全按在看守所呆多久就基本判多久),其余皆适用缓刑。应该说,公检法各司法机关在追究本案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并非底气十足。在此情况下,最好不要打击面过宽,尽量不予追究那些情节轻微的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二、被害单位上下一心,为招揽贷款、追求业绩主动造假,编造项目,明知借款人无借款需求仍签约、放贷,能否构成被骗?

  从文义解释角度而言,上当受骗是指因对方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而使自己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对于明知借款人虚假借款而不把关排除,甚至与之配合、主动造假,小贷公司基于其明知事实真相的放贷显然不能说是被骗。

  【结语和建议】

  经济领域的罪与非罪问题不像传统犯罪那样泾渭分明,在本案这样刑民交叉的案件中,不仅被告人案发当时无从判断,连司法机关都莫衷一是,拖延数年才得出结论。但对于从事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当事人来说,遇到拿捏不准的问题,一定要留个心眼,先咨询专业律师再作行动,以免有不测之忧,乃至身陷囹圄。

  对于刑辩律师而言,北京天冲律师事务所也想给同行提个醒,不要轻易启动媒体或其他关系,试图通过舆论来达到辩护效果。而应立足于从案件本身下功夫,以真材实料的辩护“干货”来说服法官。本案在辩护过程中始终没有诉诸媒体,甚至有些媒体想要报道都被我谢绝了。舆论是把双刃剑,对于疑难案件而言,众说纷纭的舆情往往让专业人士更加为难,更不利于达到无罪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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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刑民交叉刑事辩护律师: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2016年5月20日晚,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宾馆国际会议中心,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专委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来自盈科全国各分所的律师同仁共计五十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盈科全球总部合伙人、本专委会主任车行义律师主持。

  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名誉主任、党总支书记郝惠珍律师和盈科全国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明芝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是本专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性会议,意义重大。会议本着“共创、共享、共赢”的宗旨,围绕本专委会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两大主题展开。

  会议第一项议程,是总部领导郝惠珍书记致辞。郝书记指出“刑民交叉”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一个前沿领域,我们要有大局意识和创新意识,还要有风险防范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引领”和“旗帜”的作用。

  第二项议程,是郝惠珍书记为参加会议的本专委会各分中心主任和特邀专业顾问律师颁发聘书。

  第三项议程,是车行义主任就本专委会的组织结构和整体工作规划做主题发言。本专委会下设诉讼中心、研究中心和宣传中心。其中,诉讼中心由律师团、核心业务和代理方式三部分组成;研究中心下设“刑民交叉”案件的若干相关专题,对“刑民交叉”典型案件进行研究并形成办理同类案件的工作指引;宣传中心由官方媒体(《顶级咨询》、《我是大律师》等)、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站等各类传播媒介构成。

  第四项议程,是各分中心主任“认领”任务,并立下“责任状”。

  第五项议程,是参会的各分中心主任、委员和特邀专业顾问建言献策。现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一直持续到近零点,会议在车行义主任的总结发言后圆满落幕。

  车行义主任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对于本专委会而言,本次会议的结束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将本专委会打造成国内律师行业的一面旗帜,虽任重道远,却也信心十足。各分中心主任要将各自“认领”的任务尽快落到实处,各特邀专业顾问要助推本专委会向更精尖的方向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坚信,在总部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本专委会必将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附:

  本专委会目前聘任情况【根据本专委会发展之需,随时增补、更新】

  一、分中心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聘任陈晓伟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北京分中心主任;

  聘任王贝贝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北京分中心主任;

  聘任杜玉明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广州分中心主任;

  聘任康烨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上海分中心主任;

  聘任高立明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深圳分中心主任;

  聘任刘大桥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湖北分中心主任;

  聘任梁晓燕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山西分中心主任;

  聘任高少华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江西分中心主任;

  聘任刘超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青岛分中心主任;

  聘任王飞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贵州分中心主任。

  二、专业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聘任王明芝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刑法顾问;

  聘任王文林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刑法顾问;

  聘任肖才元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民法顾问;

  聘任王光英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公司法顾问;

  聘任闫拥军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房地产法顾问;

  聘任刘永斌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金融法顾问;

  聘任张力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金融法顾问;

  聘任李曙衢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税法顾问;

  聘任马德军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海关法顾问;

  聘任李三勇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行政法顾问;

  聘任赵彬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行政法顾问;

  聘任臧梵清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行政法顾问;

  聘任赵成伟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知识产权顾问;

  聘任张宾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特邀知识产权法顾问。

  三、秘书长

  聘任丁沙沙律师为盈科全国“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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