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当年的辩护律师_1小时免费咨询

时间:2020-09-16 14:44    分类: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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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案当年的辩护律师:呼格吉勒图案律师一审时做的是有罪辩护

  原标题:一起命案的“快”与“慢”

  18年前,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因杀人被判处死刑。9年后另一杀人嫌犯赵志红向警方供述自己为呼案真凶。

  呼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只用了62天,不可不谓“快”;9年之后,疑案出现,再审此案之呼声延宕至今,耗时9年之久,不可不谓“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门金玲说,若要对“严打”反思,就是无论怎样“严打”,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因为一旦突破这个框架,就是纵容公权力去违法,而这事实上对社会的伤害更大。

  早上6点半,天气晴,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门口,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一片,几十个警察忙着维持秩序,不停警告躁动的人们。

  铁门内,四名死囚已坐上警车,将被押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看守所大门左侧,矮个子的毛纺厂职工尚爱云挤在最前面,她不停地往里张望。“那是1996年的6月10日”,尚爱云肯定地对记者说,4名死刑犯中,有一个是她的儿子呼格吉勒图,被判流氓罪、故意杀人罪。

  大门打开,警车开出,人群一阵骚动,尚爱云一眼看见儿子,上身穿的还是那件灰色夹克,下身是蓝色裤子。儿子所有的衣服都是她买的,所以她很快能认出。呼和其他犯人一样,双手反绑背后,绳子在身上勒得很紧。

  尚爱云原以为,18年前这一幕会随时间淡去。但是,赵志红在2005年供认自己才是呼案“真凶”后,所发生的一切,让尚爱云的记忆不停回到1996年。

  1996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严打。在从重从快的指令下,呼格吉勒图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用62天。

  死囚的最后时光

  呼市的乌兰恰特剧场,如今已被拆除,建成当地最大的广场。1996年,那里是座上下两层的剧场,呼和浩特一些重要政治活动都在那里举行。严打时的公审大会也在此召开。当天因为有死刑犯公审,剧场很快坐满群众。

  当警车陆续驶离看守所的那一刻,尚爱云和老伴跟着车队奔跑。老伴李三仁身体不好,跑不动,尚爱云一个人跑在前面。双脚赶不上车轮,警车跟丢了。等她赶到剧场,大门关闭,外面围满了人。

  她哭着央求保安:“执行死刑的有我儿子,我要进去看看”。保安心软,开门,放她进入。尚爱云埋着头急匆匆往里走,抬头不期然看见了儿子。不远处,呼格吉勒图和另三名死刑犯被押成一排,站在楼梯间。他们被反绑双手,嘴里叼着一根烟,边上站着五六个警察。

  尚爱云一下子哭出了声,儿子扭头看见母亲,“眼泪哗哗的”。尚爱云想和儿子说话,警察没允许。“我就想问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呼格吉勒图扭过头,不再看母亲。

  当天中午,尚爱云收到领尸通知单,“老大去收的尸,头上中了两枪”。

  案发后,尚爱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罪。直到一审开庭,法官当庭判决的声音响起,尚爱云才完整知道儿子的罪行。“那是1996年5月23号”,尚爱云回忆着,几欲泪下。

  在呼市中院,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4月9日当晚8时40分许,呼格吉勒图酒后到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宿舍57栋平房西侧的公共厕所处窥视,当听到女厕所内有人解手,便进入女厕所将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杨某某搂住,后采取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将其按倒在便坑的矮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后听到外面有动静,便逃离现场。杨某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

  审判长苏明宣布: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判处死刑。尚爱云听清儿子罪行时,也听清了判决。

  呼格吉勒图家人在开庭前一直未收到各种“通知”。门金玲表示理解。她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长期研究严打。

  门金玲告诉记者,严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该《决定》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该决定是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

  “这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不应被侵犯。”门金玲表示。

  警察感觉不对劲

  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后,张帆(化名)心里一直打鼓,他觉得认定呼为命案凶手“不对劲儿”。张帆曾是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察。1996年4月9日晚,他接到呼格吉勒图和其工友闫峰报警,并看到呼的第一份口供。“这份口供不支持呼为凶手。”

  呼格吉勒图和闫峰均为呼和浩特卷烟厂职工。案发当晚,两人在外喝酒,闫峰先回车间,呼回家取钥匙。10多分钟后,呼来找闫峰,坚持要他同去女厕,说那里出事了。后两人发现厕内女尸。

  次日,闫峰出了警局。呼格吉勒图则再没回过家。

  案发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辖区新城区公安分局多位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共女厕耍流氓杀人”,是严打时期须重点打击和整治的。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出现一个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杀,凶手是他护卫——18岁的武警张金龙。那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纷纷提出尖锐意见。

  严打行动由此开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

  呼格吉勒图撞上“枪口”。因为案件恶劣、社会影响力极坏,相关领导指示要抓紧破案。

  “当时郑局长身上的压力非常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诉新京报记者,郑润民时任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案发地属新城区辖区。当时,这位警察在郑润民属下任职。据其介绍,“公厕女尸案”发生前不久,郑润民刚刚履新,此前他担任玉泉分局副局长。

  “案子最初迟迟没有进展,郑局长大发雷霆,逮住负责的就是一顿臭骂:你们啥球都弄不成!”这位警察回忆说。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开庭审理前,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严打”指示之下,公安一马当先,“经常加班,一有案子就连轴转”,上述不愿具名的呼市警察介绍,当时因为时间紧,加上一些民警办案素质不高,“刑讯逼供是常事”。

  “(受害者)牛仔裤上有三个铆钉,你他妈的不记得了?接下来就是一顿拳脚,打过几回之后,再问疑犯多半会说记得”,当记者问及当时是如何刑讯逼供时,这位“老”给记者“演示”。

  辅佐郑润民的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冯志明,在呼市当地媒体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他是一个“金睛火眼”的神探:“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

  闫峰回忆说,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出公安局时,透过门缝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地上、手被反铐在屋内的暖气管上,头上戴着一顶摩托车头盔(防止自残),面色发黑。

  案发后第三天,尚爱云接到民警通知,让准备行李送看守所,“床被啊,衣物啊,你儿子招了,警察说。”

  严打之下的错位关系

  呼格吉勒图在烟厂的工作,就是把卷好的烟,放到传送带上组装,这是香烟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对工人体力要求不大,但需要不断弯腰,它需要工人足够的耐心。在母亲尚爱云眼中,儿子内向,胆小,“邻居老人去世,门口摆几个花圈,呼上下班都是绕着走。”

  “我宁愿他是出了车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尚爱云生活在指指点点和耻辱中。“呼格吉勒图耍流氓,在女厕把人杀了!”尚爱云总能听见细碎声音在身后响起。

  尚爱云不信,儿子会做那种事。今年11月16日,尚爱云找到滑力加,以示感谢。这名退休的呼市新城区检察官,是全国第一名呼吁再审呼案的检察官。

  滑力加认为,检察院当时不应对呼提起公诉。他说,呼案有3大疑点,公安存在主观办案之嫌;缺少直接证据,死者体内未做DNA鉴定;公安涉嫌刑讯逼供。

  曾有媒体记者获得一份18年前呼案的笔录,该笔录制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即被枪决前一个月,询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被询问人是呼格吉勒图,呼称自己是无辜的。

  该媒体报道,在这份共计7页、1500字的笔录中,呼格吉勒图数次表示:“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在叙述“当晚自己的犯罪事实”时,呼格吉勒图做了如下陈述:“我当晚叫上闫峰到厕所看,是为了看看那个女子是不是已经死了……后来我知道,她其实已经死了,就赶快跑开了……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没有办法之后……猜的、估计的……我没有掐过那个女人……”

  该媒体报道称,笔录显示,询问人对呼格吉勒图使用了“你胡说”等语言。

  滑力加告诉记者,从制度设计上,公检法本是互相制约,这样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严打”期间,则变成相互配合。

  1996年“严打”行动一般都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滑力加说,“严打”时,一旦发生重大案件,公安还在侦查的时候,检察院批捕科就可介入,目的就是为了“快捕”。其后的“快诉”顺理成章,案件几乎是不受监督的达到法院。

  被忽视的关键证据

  呼格吉勒图死刑后,尚爱云开始找自身的原因,认为是自己的不妥,让儿子遭遇噩运。“假如那天我给儿子做饭,他就不会和同事外出吃饭,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

  呼格吉勒图供认后,按照“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随后有关的逮捕、起诉、一审、二审等环节均快速完成,包括执行死刑在内,两个月时间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一审开庭时,因为相距较远,检察官起诉了什么,尚爱云没有听清。宣布死刑后,呼格吉勒图不服,提出上诉。

  父亲李三仁还去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请求一定要调查清楚,接待他的检察官表情严肃,只说了一句:“回家料理后事吧。”

  对于法庭的死刑判决,苗立律师有不同看法。他在2006年答应尚爱云,帮助其申诉。

  苗立认为,对于呼格吉勒图的犯罪证据,并不构成证据链,“受害人体内精斑是否是呼格吉勒图的?掐死受害人的手印是否有鉴定?案发地是否留有呼格吉勒图的脚印?”

  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赫峰,翻阅过呼案卷宗。

  赫峰介绍,相关记录显示,技术人员曾从受害人的体内提取过凶手的精斑。然而,这一关键物证当年未做DNA鉴定。他分析,一是因为当时内蒙古没有条件做;其二就是太自信,“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这个证据也能定罪”。

  苗立认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法院判决就应该疑罪从无。

  但一位长期研究严打的学者认为,在严打时期,这很难实现。她曾撰文反思“严打”:“在实践中,对于侦查笔录中记载的内容,法庭一般都给予认可。这是因为法官同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严打’又是针对社会治安恶化而展开,法官成为了潜在的控方,法官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裁判中倒向警察,实在无可厚非。”

  1996年,尚爱云聘请的律师也未向法庭提出相关质疑。

  尚爱云是在开庭前几天,接到开庭通知。开庭前3天,托亲戚花了1500元请了张娣律师。张娣律师在开庭前见了呼格吉勒图一面,“见面时间很短,呼格吉勒图没说什么,就是哭”。开庭前晚,尚爱云感觉不踏实,又花500元请了丁守君律师出庭辩护。

  那年5月23日,一审开庭时,尚爱云听见张娣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说我儿子年纪小、是初犯,且是少数民族,请法院从轻发落。另一个律师一句话都没说”。

  苗立律师认为,辩护人应该给法官一个反向的思考,给一个专业的法律意见,这样会使一个案件有很大变化。

  如今,张娣和家人在海外生活。记者电话联系丁守君律师。他在电话里说,当年他未曾担任呼格吉勒图的辩护人,遂挂断电话。

  等待9年之后

  呼格吉勒图死刑后,尚爱云一度心如死灰。夫妻俩经常骑车到儿子墓前,一坐就是半天。家里读书尚可的老三受不了同学们指指点点,选择辍学。

  2005年,尚爱云听闻一则消息,身子不由打了冷战。内蒙古“2·25系列强奸杀人案”告破,赵志红供述了10条命案,其中一件便是呼格吉勒图的4·9命案。

  新华社记者汤计先后就此写了5份内参,呼吁领导重视并彻查。几乎每份内参都获得上层领导批示。

  2006年11月28日,赵志红案开庭,但因关系到呼格吉勒图案,此案未再审理。如今已近8年,超过法定审结期限。至今赵志红尚在羁押中。

  汤计给尚爱云介绍了苗立律师。这是位刑辩经验丰富的律师。接受委托后,她去呼市中院调案卷,得到回复说“已被其他办案机关调走”。她去内蒙古高院,没见到负责人。

  内蒙古熟悉此案情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有人说案件之所以迟迟不得处理,是因为关系到官员问责,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职能部门敢不敢作为的问题。再审其实并不复杂,有什么东西法庭上说呗。”

  据了解,当年办理呼案的人员大都得到了升迁。

  记者调查获悉,赵志红案发后,不单单是内蒙古警方复查了呼格吉勒图案,公检法系统以及政法委均开展了对此案的复查。

  知情人士透露,至少两年前,内蒙古高院组建了一个6人复查小组,由一位副院长担任组长,专职复查呼格吉勒图案。现在内蒙古人大任职的法学博士莎仁担任这个小组的副组长,当时她在内蒙古高院任职。

  记者联系了莎仁,她证实确有这个复查小组的存在,至于复查的结论,莎仁表示她已经从高院离职,所以不便告知。

  11月4日下午,内蒙古高院的新闻通气会上,新闻发言人李生晨表示,目前,呼格吉勒图案正在复查阶段,何日再审将视复查结果而定。

  这个消息让苗立律师同感欣喜,“这是9年来内蒙古公检法系统第一次公开回应此案。”

  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后,安葬在南郊的白桦林中,墓碑是用水泥垒的,仓促而简陋,上面有“呼格吉勒图”几个大字,没有生卒年月。

  在蒙语中,“呼格吉勒图”有“幸福的地方”或者“大好前途”的寓意。尚爱云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内蒙古达茂草原。

  呼格吉勒图三兄弟努力地适应城市生活,尚爱云记得当时,因为家里人口多,他们分到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平房,虽然有点挤,但还是其乐融融。

  尚爱云回忆说,呼格吉勒图最大的梦想就是,辍学去当兵,回来好分配工作,“他想买套大楼房,让家人都住进去。”

  □新京报记者谷岳飞内蒙古呼和浩特报道

呼格案当年的辩护律师:呼格案律师首次披露卷宗细节

  专题链接: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判

  “死后18年,法律还给呼格吉勒图一个清白。当公众还在争论“迟到的正义”是否还能称之为正义时,呼格的父母已经不看重这些了。正义的喜,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更多被赋予宣示社会的色彩;而随之而来的悲,则是无尽头的,却也是这个家庭要独自承受的。因为,呼格吉勒图不可能复生。

  自疑似“真凶”赵志红落网,呼格的父母踏上漫长的申冤之路。9年,光攒下的信访回执单就有百余张,往返北京的车票40多张。

  11月20日上午,内蒙古高法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时,曾发6篇内参推动案件进展的新华社记者汤计,与两位老人一起大哭。

  呼格案被证实为错案,造成错案的背后原因值得反思。昨天上午,呼格吉勒图被宣布无罪后,苗立律师首次披露了卷宗细节。

  通过卷宗细节,这位律师看到,公检法在该案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证据不足。而卷宗中呼格供述作案的细节“太细了”,细到不符合逻辑。更为遗憾的是,卷宗细节漏洞如此明显,但整个流程都没有“纠偏”。由此可见,本该互相制约的公检法三家,在办案过程中,并未就卷宗细节进行认真分析和判断。对于错案的造成,公检法三家都有责任。

  苗律师还提到,卷宗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三件物证,在律师要求出示时,高院口头告知,已全部灭失。”

  8本存疑卷宗

  “证据太不足了。”11月20日呼格案宣布启动再审程序后,代理律师苗立、王振宇首次查阅8本卷宗。昨天上午,呼格吉勒图被宣布无罪后,苗立律师首次披露了卷宗细节。她认为,公检法在该案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证据不足。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卷宗中的尸检报告上面,非常明确地写着提取了受害人的分泌物,但是没有做DNA鉴定。“这是最大的失误。”苗律师认为,即使当时内蒙古不具备鉴定技术,在上海、北京都有非常先进的设备可以做鉴定。

  查阅卷宗过程中,律师接触到了各阶段办案机关向呼格吉勒图提取的多份讯问笔录,从中也发现不少问题。“太细了。”苗立律师发现,不少内容细致到了有违逻辑的地步。比如呼格吉勒图对于受害人服装的描述,细致到包括穿了几层衣服、什么样式;对受害人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过程的表述甚至细到用哪只手、哪只腿做了何种瞬间动作,如何同受害人身体接触的每一个步骤;这种“细”甚至体现在犯罪过程中,对受害人的语音感触,比如呼格吉勒图在笔录中说,他记得受害人讲普通话。

  这些细节与案发环境构成了矛盾。苗律师分析称,警方公布的案发时间是晚上8点40分左右,但从其他群众笔录中可以证实,当时有老太打着打火机去公厕,这说明公厕是没有灯的。“案件发生在一个如此漆黑环境下,呼格吉勒图说的能是真实的吗?”

  她还提到卷宗中的另外一些细节,比如呼格吉勒图称受害人是披肩长发,但从尸检报告及笔录中,恰恰证明受害人卷发,没有披肩。卷宗中办案机关对受害人妹妹有一个询问记录,当被问到受害人是否讲普通话时,受害人妹妹说:我没有听我姐姐讲过普通话,她只讲乌盟(注:乌兰察布)话。

  苗立律师认为,但凡办案机关的每一个环节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呼格吉勒图的供述与其他笔录有明显出入。这样的细节在整个卷宗中都有体现,但可惜的是,结果显示,办案机关没有做认真的分析和判断。

  3件消失物证

  在阅卷、申请出示物证过程中,律师还发现,卷宗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物证已全部灭失。

  据了解,律师从检察院起诉书附卷中看到,当年办案检察机关将卷宗移送到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时,同时移送了三件物证:呼格吉勒图的8枚指甲、一个工作卡、还有两盘录像带。这个移交过程有呼和浩特中院的接收签字。

  但在再审阶段,当苗立律师向内蒙古高院申请出示物证时,高院经过调查后给予的口头回复是:在呼和浩特中院,物证均已灭失。这意味着在本案卷宗里出现的三个物证全部不见了。苗立律师称,呼格案属于刑事案件,按档案保存规律,应该属于长期保存卷。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呼市公安局退休领导称,在诸多证据中,警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但这一核心证据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首先,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其次当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0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对此,熟悉内蒙古政法系统的新华社记者汤计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关键证据的丢失或非故意,应该是与法院搬家有关。

  此外,办案机关当年将血型相符作为指控呼格吉勒图作案的唯一直接证据,律师对此也有异议。根据卷宗,呼格吉勒图指缝提取的血迹与被害人血型相符,均为O型。但苗律师认为,血型一样的人太多了,以此比对,不符合证据的唯一性、排他性。本次内蒙古高院的再审判决书中,也提及以血型定罪证据不足。

  9年申冤之路

  这个家庭所承受的压抑与愤懑,更多时候在通过这位母亲——尚爱云表达出来。在坟前点燃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的判决书时,她的泪流淌到脸上。

  从坟前回来的路上,尚爱云给聂树斌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坚持下去,你也能等到那一天!”或许只有冤案家属之间,最能感同身受。

  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呼格吉勒图的父亲、72岁的李三仁曾说:“哪个家庭遇到这个(冤案),都会痛苦一生。”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厕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报案人呼格吉勒图就是凶手。62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立即执行。 2005年底,转机出现了。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杀人案就是“4·0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

  对于家人而言,呼格吉勒图死后的18年,以赵志红落网为节点,被分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9年。

  头9年,尽管坚信儿子被冤了,但法院判决还是令李三仁、尚爱云夫妇感到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李三仁不再迷象棋,尚爱云也不去跳舞了。他们的小儿子庆格勒图,在二哥出事后,成绩直线下降。“一些学生也在指责我,说我是杀人犯的弟弟,我一个人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开家长会,我怕我的父母受到同学家长、老师的询问指责,无奈只有叫大哥去给我代开。”

  “真凶”出现后,李三仁夫妇开始上访之路。

  2006年9月,内蒙古公安厅、高院、自治区检察院等组成呼格吉勒图案复核专案组。内蒙古政法委某主要领导曾向媒体表示:“我们的调查结论显示,当年枪决呼格吉勒图的证据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杀错了。”但复核程序却陷入了漫长的原地踏步。

  李三仁夫妇去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这种“信访”每周一次,至今已坚持9年。2006年3月份开始,他们还每隔两个月去北京上访一次。

  这些年来,光保留下来的火车票就有40多张,信访接待证明、寄申诉材料的快递回执单据攒了厚厚一沓,有百余张。

  “真凶”出现后的9年,尚爱云说:“像是慢刀子割我的心,一片一片地削着。真的活得太艰难了……”他们每天都在期盼,明天能有奇迹出现,日子以分秒计算。

  即使经历了失去儿子的痛苦和9年申诉的艰辛,这对老实巴交的夫妻在叙述过往时,仍然言语平和、理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种绝望之后的偏激与尊严顿失。

  呼格吉勒图的大哥透露,当年曾有好几拨外媒记者打电话来采访,家人一律拒绝。也有人建议去外国大使馆前喊冤,他们也不认同。李三仁语气坚决:“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处理。咱们是有理有据的案件,我们还是相信中国的法律。”尚爱云说,他们不愿给社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今年11月20日,内蒙古高院终于宣布此案进入再审程序。新华社记者汤计回忆,12月8日是律师提交辩护词和家长提交诉求的最后时限。12月5日中午,老两口写下的诉求是:“请求法庭依法公正、公平地判决。”法官王学雷看完,眼睛都湿润了:“就这点要求?”

  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将再审结果送达李三仁夫妇手中。

  “以后往前看,别总回想过去的事儿了。”前日下午,同北青报记者聊天时,尚爱云提到,以前整宿整宿地失眠,一挨枕头边就开始回忆儿子所遭遇的种种。

  当北青报记者安慰她要开始新的生活时,她摇摇头说:“姑娘你不懂,这个伤痛,是会留一辈子的,走不出去了。”

  6篇新华社内参

  这些年来,同李三仁夫妇一起哭过的,还有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11月20日上午,内蒙古高法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时,在场的汤计与两位老人一起大哭。

  他是呼格吉勒图案最早的报道者。自2005年至今的9年时间,他为呼格案发了6篇内参,不仅将该案由幕后推向前台,且一再推动此案进程。对于关注该案件的媒体同行,他利用自己的资源,无私地提供帮助,只为通过舆论关注,推进呼格案的进展。

  昨天上午,在呼格家中,这位年近六旬的老记者也成为众多同行采访的对象。

  汤计的第一篇内参写于2005年11月23日,距离赵志红落网刚好一个月,多年在内蒙古政法系统的良好人脉让他获悉这起存在巨大疑点的冤杀案,并在获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将情况形成文字,以内参的形式发往北京。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庭上,公诉机关对赵志红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唯独漏掉了“4·09”案。2006年12月8日,汤计第二篇内参发出。

  2006年12月20日,汤计写下第三篇内参。在他写完上一篇内参后的第8天,有一个警察交给他一封赵志红写的偿命申请书。汤计加了头尾,发到北京。“这篇内参很快就被批示下来,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7年汤计写了关于该案件的上下篇,形成“大内参”,在全国党政系统发行,在更大范围内通过客观的报道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呼格案”的重新调查。

  2007年11月28日,汤计完成了第五篇内参,根据法律界人士的意见,直接呼吁案件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案”。这篇内参发出后,最高法从内蒙古调阅了“呼格案”的案卷,对案件直接予以关注。

  2011年5月5日,他又写了一篇内参,《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这个内参引起最高法领导重视并做批示,内蒙古高院组建了一个复查小组。

  2013年年初,内蒙古高院正式复查完呼格案,结论认定呼格案原审判决证据不足,并上报了最高人民法院。

  为呼格案奔走9年,汤计说:“我一直相信,正义等得到。”

  公检法共同铸成错案

  自2006年12月成为呼格父母的申诉代理人,到2014年11月成为再审律师,苗立以一个法律人的视角观察该案件。尽管她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但整个流程时间“蛮长的”,她最关注的不是办案人员当年如何获得的证词,而是呼格吉勒图的笔录是否真实,是否与本案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是否能形成证据链。但很显然,证据不足。而这也是她从一开始就相信案件早晚有一天能够再审的原因。

  苗立律师从更深层次思考过错案发生的原因。她认为,即使是在一个1996年从重从快的严打背景下,任何一个剥夺生命权的办案行为还是有必要谨慎而负责的,对办案人员的综合素养也有要求,不能因为立功心切或“命案必破”等压力,就不依法办案。

  她查阅8本卷宗,发现该案的一个遗憾之处在于:当年确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公检法三个阶段都认为证据确凿,自始至终没有补充侦查。“比如说,公安机关把案件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如果认为证据不足,是可以补侦的,刑诉法有规定可以补侦两次。但该案没有。即公安机关把案件移交时,检察机关认为事实充分、证据确凿,所以提起公诉。而到了法院,也没有驳回,高院二审也维持原判……整个流程都没有纠偏。”原本应该互相制约的公检法三家,在呼格案件中联合成一体,铸成错案。

  另外一个遗憾是,最高法在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而呼格案发生的1996年,死刑复核权还在高院一级。这意味着,当时内蒙古高院对该案件的两个工作相当于同时进行:二审审理、死刑复核。而这在判决书上有所体现。

  这些遗憾,要了呼格吉勒图的命。

  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法制晚报》记者 吴海浪

呼格案当年的辩护律师:呼格案真凶死刑 呼格案办案人的下场追责事件始末揭晓

  内蒙古公布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结果 27人被处分

  1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发布消息称,呼格吉勒图案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后,有关机关和部门迅速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

  公检法系统共27人被处分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官方公布的27人追责名单中,公安系统涉及12人,除了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依法另案处理外,其余11人的处理结果多为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以及行政记大过,其中包括时任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智。检察院系统共有7人被处分,其中包括时任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达、副检察长郭利平,而法院系统则有8人被处分。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此时距当事人被执行死刑已有18年。内蒙古公检法三部门随即各自成立调查组,对当年所有参加办案人员进行调查。在等待一年多之后,官方最终公布了追责结果。

  呼格父母一直在“追”责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去年1月下旬,呼格父母也向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材料,控告错案背后的所有办案人员,包括专案组侦查阶段的专案组警员、出庭支持公诉的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和呼格案一审、二审的所有合议庭法官、书记员。

  呼格的母亲尚爱云此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跟老伴儿几乎每月都会去呼和浩特市中院、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询问调查进展。去年8月份时,他们就被告知,自治区公检法三家的调查均已完成,报告已经提交到上一级主管部门等待批示。

  “该谁承担的责任,谁就一定要去承担。这也是为了让以后的办案人员不再犯错。”尚爱云说,对于当年的办案人员,他们的态度很明确:追责到底。

  呼格骨灰已于去年“迁坟”

  去年11月12日,呼格骨灰被迁入距市区30公里的一处陵园内安葬。尚爱云念叨着,原来孩子被草草葬在荒郊,孤零零的。现在好了,迁入的新墓地很大,对他们也算是一个心理安慰。

  著名法学家江平亲自为呼格撰写墓志铭:“呼格吉勒图18岁时,蒙冤而死。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

  自呼格骨灰迁坟后,等一个追责结果成为两位老人对儿子最后的念想。据媒体此前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对于呼格冤案,“公检法三家的责任人都跑不了”。

呼格案当年的辩护律师:呼格案追责27人后续报道 呼格案办案人的下场如何

  西安兵马俑在线7月30日讯 呼格案追责结果公布:27人被处分

  内蒙古新闻网深夜发布消息,呼格吉勒图案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后,有关机关和部门迅速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

  当年主办呼格吉勒图案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左)、对该案作出“特别指示”的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智(右)

  公检法系统共27人被处分

  《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在官方公布的27人追责名单中,公安系统涉及12人,除了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依法另案处理外,其余11人的处理结果多为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以及行政记大过,其中包括时任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智。检察院系统共有7人被处分,其中包括时任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达、副检察长郭利平,而法院系统则有8人被处分。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此时距当事人被执行死刑已有18年。内蒙古公检法三部门随即各自成立调查组,对当年所有参加办案人员进行调查。在等待一年多之后,官方最终公布了追责结果。

  呼格父母一直在“追”责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去年1月下旬,呼格父母也向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材料,控告错案背后的所有办案人员,包括专案组侦查阶段的专案组警员、出庭支持公诉的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和呼格案一审、二审的所有合议庭法官、书记员。

  呼格的母亲尚爱云此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跟老伴儿几乎每月都会去呼和浩特市中院、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询问调查进展。去年8月份时,他们就被告知,自治区公检法三家的调查均已完成,报告已经提交到上一级主管部门等待批示。

  “该谁承担的责任,谁就一定要去承担。这也是为了让以后的办案人员不再犯错。”尚爱云说,对于当年的办案人员,他们的态度很明确:追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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