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辩护律师_1小时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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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辩护律师:内蒙古高院送慰问金3万元,辩护律师望呼格吉勒图安息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毅峰送给呼格吉勒图父母个人慰问金3万元。 ?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

  ? ? ? ? 呼格吉勒图被宣告无罪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官员代表自治区高院送给呼格吉勒图父母慰问金3万元。澎湃新闻(在呼格父母家中获悉,内蒙古高院赔偿办主任也已抵达,律师建议择日去法院商谈赔偿事宜。

  ? ? ? ? 获知冤魂昭雪后,北京律师王振宇也很激动。作为呼格的申诉代理人及再审辩护律师之一,王振宇介入此案已有7年。

  ? ? ? ? 再审启动后,王振宇看到了呼格案的相关案卷。他认为,根据这些案卷材料,将呼格定罪是错误的,“原审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呼格犯有被指控的罪行”。

  “希望呼格吉勒图安息,也希望他的家人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去。”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王振宇说,他希望本案的意义并不止步于一起个案,而是能对中国的司法体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王振宇认为,从再审呼格案到异地复查聂树斌案等,均表明中国法院系统正在集中清理一批具有争议的历史疑案。重新审视这些个案,将对法院提高自身司法公信力起到重要作用。“整个司法系统都应思考,如何预防冤案的发生。”?

呼格辩护律师:呼格吉勒图案律师一审时做的是有罪辩护

  原标题:一起命案的“快”与“慢”

  18年前,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因杀人被判处死刑。9年后另一杀人嫌犯赵志红向警方供述自己为呼案真凶。

  呼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只用了62天,不可不谓“快”;9年之后,疑案出现,再审此案之呼声延宕至今,耗时9年之久,不可不谓“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门金玲说,若要对“严打”反思,就是无论怎样“严打”,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因为一旦突破这个框架,就是纵容公权力去违法,而这事实上对社会的伤害更大。

  早上6点半,天气晴,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门口,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一片,几十个警察忙着维持秩序,不停警告躁动的人们。

  铁门内,四名死囚已坐上警车,将被押往公审大会,执行枪决。看守所大门左侧,矮个子的毛纺厂职工尚爱云挤在最前面,她不停地往里张望。“那是1996年的6月10日”,尚爱云肯定地对记者说,4名死刑犯中,有一个是她的儿子呼格吉勒图,被判流氓罪、故意杀人罪。

  大门打开,警车开出,人群一阵骚动,尚爱云一眼看见儿子,上身穿的还是那件灰色夹克,下身是蓝色裤子。儿子所有的衣服都是她买的,所以她很快能认出。呼和其他犯人一样,双手反绑背后,绳子在身上勒得很紧。

  尚爱云原以为,18年前这一幕会随时间淡去。但是,赵志红在2005年供认自己才是呼案“真凶”后,所发生的一切,让尚爱云的记忆不停回到1996年。

  1996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严打。在从重从快的指令下,呼格吉勒图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用62天。

  死囚的最后时光

  呼市的乌兰恰特剧场,如今已被拆除,建成当地最大的广场。1996年,那里是座上下两层的剧场,呼和浩特一些重要政治活动都在那里举行。严打时的公审大会也在此召开。当天因为有死刑犯公审,剧场很快坐满群众。

  当警车陆续驶离看守所的那一刻,尚爱云和老伴跟着车队奔跑。老伴李三仁身体不好,跑不动,尚爱云一个人跑在前面。双脚赶不上车轮,警车跟丢了。等她赶到剧场,大门关闭,外面围满了人。

  她哭着央求保安:“执行死刑的有我儿子,我要进去看看”。保安心软,开门,放她进入。尚爱云埋着头急匆匆往里走,抬头不期然看见了儿子。不远处,呼格吉勒图和另三名死刑犯被押成一排,站在楼梯间。他们被反绑双手,嘴里叼着一根烟,边上站着五六个警察。

  尚爱云一下子哭出了声,儿子扭头看见母亲,“眼泪哗哗的”。尚爱云想和儿子说话,警察没允许。“我就想问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呼格吉勒图扭过头,不再看母亲。

  当天中午,尚爱云收到领尸通知单,“老大去收的尸,头上中了两枪”。

  案发后,尚爱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罪。直到一审开庭,法官当庭判决的声音响起,尚爱云才完整知道儿子的罪行。“那是1996年5月23号”,尚爱云回忆着,几欲泪下。

  在呼市中院,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4月9日当晚8时40分许,呼格吉勒图酒后到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宿舍57栋平房西侧的公共厕所处窥视,当听到女厕所内有人解手,便进入女厕所将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杨某某搂住,后采取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将其按倒在便坑的矮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后听到外面有动静,便逃离现场。杨某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

  审判长苏明宣布: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判处死刑。尚爱云听清儿子罪行时,也听清了判决。

  呼格吉勒图家人在开庭前一直未收到各种“通知”。门金玲表示理解。她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长期研究严打。

  门金玲告诉记者,严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该《决定》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该决定是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

  “这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不应被侵犯。”门金玲表示。

  警察感觉不对劲

  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后,张帆(化名)心里一直打鼓,他觉得认定呼为命案凶手“不对劲儿”。张帆曾是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察。1996年4月9日晚,他接到呼格吉勒图和其工友闫峰报警,并看到呼的第一份口供。“这份口供不支持呼为凶手。”

  呼格吉勒图和闫峰均为呼和浩特卷烟厂职工。案发当晚,两人在外喝酒,闫峰先回车间,呼回家取钥匙。10多分钟后,呼来找闫峰,坚持要他同去女厕,说那里出事了。后两人发现厕内女尸。

  次日,闫峰出了警局。呼格吉勒图则再没回过家。

  案发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辖区新城区公安分局多位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共女厕耍流氓杀人”,是严打时期须重点打击和整治的。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出现一个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杀,凶手是他护卫——18岁的武警张金龙。那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纷纷提出尖锐意见。

  严打行动由此开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

  呼格吉勒图撞上“枪口”。因为案件恶劣、社会影响力极坏,相关领导指示要抓紧破案。

  “当时郑局长身上的压力非常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诉新京报记者,郑润民时任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案发地属新城区辖区。当时,这位警察在郑润民属下任职。据其介绍,“公厕女尸案”发生前不久,郑润民刚刚履新,此前他担任玉泉分局副局长。

  “案子最初迟迟没有进展,郑局长大发雷霆,逮住负责的就是一顿臭骂:你们啥球都弄不成!”这位警察回忆说。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开庭审理前,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严打”指示之下,公安一马当先,“经常加班,一有案子就连轴转”,上述不愿具名的呼市警察介绍,当时因为时间紧,加上一些民警办案素质不高,“刑讯逼供是常事”。

  “(受害者)牛仔裤上有三个铆钉,你他妈的不记得了?接下来就是一顿拳脚,打过几回之后,再问疑犯多半会说记得”,当记者问及当时是如何刑讯逼供时,这位“老”给记者“演示”。

  辅佐郑润民的是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冯志明,在呼市当地媒体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他是一个“金睛火眼”的神探:“两个男的怎么会知道女厕内有女尸?”

  闫峰回忆说,案发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出公安局时,透过门缝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地上、手被反铐在屋内的暖气管上,头上戴着一顶摩托车头盔(防止自残),面色发黑。

  案发后第三天,尚爱云接到民警通知,让准备行李送看守所,“床被啊,衣物啊,你儿子招了,警察说。”

  严打之下的错位关系

  呼格吉勒图在烟厂的工作,就是把卷好的烟,放到传送带上组装,这是香烟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对工人体力要求不大,但需要不断弯腰,它需要工人足够的耐心。在母亲尚爱云眼中,儿子内向,胆小,“邻居老人去世,门口摆几个花圈,呼上下班都是绕着走。”

  “我宁愿他是出了车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尚爱云生活在指指点点和耻辱中。“呼格吉勒图耍流氓,在女厕把人杀了!”尚爱云总能听见细碎声音在身后响起。

  尚爱云不信,儿子会做那种事。今年11月16日,尚爱云找到滑力加,以示感谢。这名退休的呼市新城区检察官,是全国第一名呼吁再审呼案的检察官。

  滑力加认为,检察院当时不应对呼提起公诉。他说,呼案有3大疑点,公安存在主观办案之嫌;缺少直接证据,死者体内未做DNA鉴定;公安涉嫌刑讯逼供。

  曾有媒体记者获得一份18年前呼案的笔录,该笔录制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即被枪决前一个月,询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被询问人是呼格吉勒图,呼称自己是无辜的。

  该媒体报道,在这份共计7页、1500字的笔录中,呼格吉勒图数次表示:“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在叙述“当晚自己的犯罪事实”时,呼格吉勒图做了如下陈述:“我当晚叫上闫峰到厕所看,是为了看看那个女子是不是已经死了……后来我知道,她其实已经死了,就赶快跑开了……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没有办法之后……猜的、估计的……我没有掐过那个女人……”

  该媒体报道称,笔录显示,询问人对呼格吉勒图使用了“你胡说”等语言。

  滑力加告诉记者,从制度设计上,公检法本是互相制约,这样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严打”期间,则变成相互配合。

  1996年“严打”行动一般都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滑力加说,“严打”时,一旦发生重大案件,公安还在侦查的时候,检察院批捕科就可介入,目的就是为了“快捕”。其后的“快诉”顺理成章,案件几乎是不受监督的达到法院。

  被忽视的关键证据

  呼格吉勒图死刑后,尚爱云开始找自身的原因,认为是自己的不妥,让儿子遭遇噩运。“假如那天我给儿子做饭,他就不会和同事外出吃饭,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

  呼格吉勒图供认后,按照“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随后有关的逮捕、起诉、一审、二审等环节均快速完成,包括执行死刑在内,两个月时间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一审开庭时,因为相距较远,检察官起诉了什么,尚爱云没有听清。宣布死刑后,呼格吉勒图不服,提出上诉。

  父亲李三仁还去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请求一定要调查清楚,接待他的检察官表情严肃,只说了一句:“回家料理后事吧。”

  对于法庭的死刑判决,苗立律师有不同看法。他在2006年答应尚爱云,帮助其申诉。

  苗立认为,对于呼格吉勒图的犯罪证据,并不构成证据链,“受害人体内精斑是否是呼格吉勒图的?掐死受害人的手印是否有鉴定?案发地是否留有呼格吉勒图的脚印?”

  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赫峰,翻阅过呼案卷宗。

  赫峰介绍,相关记录显示,技术人员曾从受害人的体内提取过凶手的精斑。然而,这一关键物证当年未做DNA鉴定。他分析,一是因为当时内蒙古没有条件做;其二就是太自信,“觉得这个案子没有这个证据也能定罪”。

  苗立认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法院判决就应该疑罪从无。

  但一位长期研究严打的学者认为,在严打时期,这很难实现。她曾撰文反思“严打”:“在实践中,对于侦查笔录中记载的内容,法庭一般都给予认可。这是因为法官同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力量,‘严打’又是针对社会治安恶化而展开,法官成为了潜在的控方,法官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裁判中倒向警察,实在无可厚非。”

  1996年,尚爱云聘请的律师也未向法庭提出相关质疑。

  尚爱云是在开庭前几天,接到开庭通知。开庭前3天,托亲戚花了1500元请了张娣律师。张娣律师在开庭前见了呼格吉勒图一面,“见面时间很短,呼格吉勒图没说什么,就是哭”。开庭前晚,尚爱云感觉不踏实,又花500元请了丁守君律师出庭辩护。

  那年5月23日,一审开庭时,尚爱云听见张娣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说我儿子年纪小、是初犯,且是少数民族,请法院从轻发落。另一个律师一句话都没说”。

  苗立律师认为,辩护人应该给法官一个反向的思考,给一个专业的法律意见,这样会使一个案件有很大变化。

  如今,张娣和家人在海外生活。记者电话联系丁守君律师。他在电话里说,当年他未曾担任呼格吉勒图的辩护人,遂挂断电话。

  等待9年之后

  呼格吉勒图死刑后,尚爱云一度心如死灰。夫妻俩经常骑车到儿子墓前,一坐就是半天。家里读书尚可的老三受不了同学们指指点点,选择辍学。

  2005年,尚爱云听闻一则消息,身子不由打了冷战。内蒙古“2·25系列强奸杀人案”告破,赵志红供述了10条命案,其中一件便是呼格吉勒图的4·9命案。

  新华社记者汤计先后就此写了5份内参,呼吁领导重视并彻查。几乎每份内参都获得上层领导批示。

  2006年11月28日,赵志红案开庭,但因关系到呼格吉勒图案,此案未再审理。如今已近8年,超过法定审结期限。至今赵志红尚在羁押中。

  汤计给尚爱云介绍了苗立律师。这是位刑辩经验丰富的律师。接受委托后,她去呼市中院调案卷,得到回复说“已被其他办案机关调走”。她去内蒙古高院,没见到负责人。

  内蒙古熟悉此案情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有人说案件之所以迟迟不得处理,是因为关系到官员问责,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职能部门敢不敢作为的问题。再审其实并不复杂,有什么东西法庭上说呗。”

  据了解,当年办理呼案的人员大都得到了升迁。

  记者调查获悉,赵志红案发后,不单单是内蒙古警方复查了呼格吉勒图案,公检法系统以及政法委均开展了对此案的复查。

  知情人士透露,至少两年前,内蒙古高院组建了一个6人复查小组,由一位副院长担任组长,专职复查呼格吉勒图案。现在内蒙古人大任职的法学博士莎仁担任这个小组的副组长,当时她在内蒙古高院任职。

  记者联系了莎仁,她证实确有这个复查小组的存在,至于复查的结论,莎仁表示她已经从高院离职,所以不便告知。

  11月4日下午,内蒙古高院的新闻通气会上,新闻发言人李生晨表示,目前,呼格吉勒图案正在复查阶段,何日再审将视复查结果而定。

  这个消息让苗立律师同感欣喜,“这是9年来内蒙古公检法系统第一次公开回应此案。”

  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后,安葬在南郊的白桦林中,墓碑是用水泥垒的,仓促而简陋,上面有“呼格吉勒图”几个大字,没有生卒年月。

  在蒙语中,“呼格吉勒图”有“幸福的地方”或者“大好前途”的寓意。尚爱云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内蒙古达茂草原。

  呼格吉勒图三兄弟努力地适应城市生活,尚爱云记得当时,因为家里人口多,他们分到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平房,虽然有点挤,但还是其乐融融。

  尚爱云回忆说,呼格吉勒图最大的梦想就是,辍学去当兵,回来好分配工作,“他想买套大楼房,让家人都住进去。”

  □新京报记者谷岳飞内蒙古呼和浩特报道

呼格辩护律师:张庆方律师:反对追究呼格吉勒图案办案人员的错案责任

  内蒙古高院今天刚刚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就有媒体报道:内蒙古公安厅开始调查呼格案全体办案警员。这尽管在预料之中,但我还是主张不必再去追究过去办案人员的错案责任。

  理由是,中国过去的刑事司法制度,就是宁肯错杀一人,不可使千人漏网的制度。在中国干十五年以上刑警的,哪个敢说没打过疑犯?中国任职十五年以上的公安局长,哪个没指使过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中国法治史的一部分,代表了刑事侦查中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历史地看待刑讯逼供的功过,就必须承认:在中国公安的整体办案水平还非常低下的几十年间,离开了刑讯逼供,必然会导致大量恶性案件无法破案,这样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中国政法领导长期未下大决心治理刑讯,原因也在于此。

  既然过去中国普遍存在刑讯逼供是圈内人心知肚明,既然许多政法领导默许公安为了所谓维护社会稳定而广泛刑求,现在怎么能够因为出了事,就让下边人担责?中国需要检讨和改变的,是至今没有落实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中国至今仍有数量众多的案件以各种理由长期非法剥夺律师的会见权。既然一些领导仍然纵容这种制造冤案的制度存在,追究呼格吉勒图案几个办案人员的责任,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现实意义?我倒是认为,对呼格案办案人员追究得越重,越不利于国内其他案件的平反。因为办错案的那些人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阻碍案件的纠正,河北聂树斌案被长期搁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基于上以理由,我主张对十年前刑讯逼供办错案的司法人员一律赦免。但是,由于公安系统内部十年来已经比较认真地在反对刑讯逼供,公安内部近年来刑讯逼供已经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治理,因此十年内刑讯的,不应在赦免之列。

  张庆方

  2014年12月15日

  (张庆方律师的个人空间)

呼格辩护律师: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有一天他们可能会救你一命!

  当人们看到有律师为陈世峰辩护、为宋喆『这类人』、为杭州保姆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辩护时,不由地就会冒出『这些律师为了挣钱,不讲正义了吗?』,尤其是出现杀人、抢劫、强奸等社会危害性特别大的案件时,辩护律师就好像变成了“人民的公敌”。

  关于“坏人”的判断

  我本以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已经摒弃这种以好坏的绝对标准给人分类的习惯,我们只能就事论事,说在某案件中,XX有罪或无罪,而不能对这个人论断: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也是十分复杂且多样的。在日剧legalhigh中,有这样一幕:古美门对小黛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太自恋,我们不是神,只是区区的律师,不可能知道真相的。”关于真相可能只有上帝知道,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都不可能了解到所有事情的真相,而法律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致的,就是在自己的身份中追求最大程度的正义。

  关于“辩护”的意义

  有一个学医的朋友同样在评论里问了我那个问题,我给他的回答正是这本书《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的序言里出现的类比:“身为医生,治病救人乃是天职,无论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圣人还是恶魔,都无关紧要,他们只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病人,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死扶伤,病人的道德品质高低,在他履行职责时几乎不会考虑。所以,如果换做是你,想来也会在轻叹一声后,开始为病人诊治。”正如美国著名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所言:“我们选择为面临死刑或者长期监禁的人辩护,并不代表我们同情这些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或者团伙犯罪……如果说一个杀人犯应当被处死,那么就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剥夺其生命。”

  “律师的工作不是捍卫真相而是保护委托人。”

  讲两个故事

  河北某平静的小乡村的玉米地里出现了一具被奸杀的女尸,整个村庄瞬间人心惶惶。当地警方十分重视,开始积极寻找证据。

  这时有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信息说:曾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案发现场,行为十分可疑。警方迅速根据这条信息抓住了这个男子,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他的口供。警方立了大功,迅速通过媒体宣告案破,村民们拍手称赞。

  男子一夜间成为了杀人强奸犯,家人也受尽唾骂和白眼。男子的父亲万般绝望,服药自杀,抢救回来却已然瘫痪。男子的母亲低三下四到处求人帮儿子找律师,她不相信自己老实又口吃的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在吃了无数闭门羹后,终于法院指派了某司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作为男子的辩护律师。

  这位律师见到男子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不认罪?

  他为男子做了有罪辩护,草草结束了一审。

  有一天,男子的父亲去监狱给儿子送吃的,到了那里才被告知,儿子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正义”的一方终将胜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大快人心?

  并没有。

  这个男子叫聂树斌。

  无独有偶。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一间公共厕所内,一年轻女子遭到强奸并杀害。

  一个小伙子发现该女子遇害死于公厕内,于是找到辖区民警邢芳报案。警方认为他有作案嫌,疑刑讯逼供认定为杀人犯。

  事发62天后,这个18岁的小伙子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2014年,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判决他无罪,民众一片唏嘘。

  这个小伙子叫呼格吉勒图。

  如果当时被怀疑为杀人犯的呼格身边站着一个捍卫他说话权利的辩护律师,一个年轻的生命,是不是可以不用就这样逝去。

  江平撰文,呼格的墓志铭上写着:

  “ 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呼格其生也短,其命也悲。惜无此福。然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

  辩护律师的存在是为了不再让聂树斌、呼格和他们的家人再平白遭受这样无处诉冤的锥心之痛。面对庞大的公检法体系时,他们不再茫然无措,只能做沉默的羔羊。

  民意和证人、证词、证物,哪一项才是审判时的必需品?

  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当自己的亲人、爱人和朋友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律师愿意不畏指责地站出来,替我们发声、为我们辩护。

  我们害怕看到在最终审判的到来之前,真相就已被盖棺定论。

  除了上述两个案件,再想想近些年来轰动全国并成功获得翻案的河南赵作海冤案、安徽赵新建冤案、云南巧家县钱仁凤冤案等等,不由得你不会心生恐惧。所以,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在强大的公、检、法机关面前,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多么的弱小和无能为力。

  “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推而广之,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而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

  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的讲话。

  最后,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有一天他们可能会救你一命!

  来源:法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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