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只存在公司吗_四川律师事务所电话号码

时间:2020-10-01 02:58    分类:法律聚焦
京师王海英律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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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只存在公司吗_四川律师事务所电话号码  第1张

诈骗罪只存在公司吗:律伴律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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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只存在公司吗:诈骗罪只有口供没有证据能判刑吗?刑拘多久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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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只存在公司吗:诈骗罪无罪辩护成功案列

  "下面是一篇合同诈骗罪无罪辩护成功案例,希望能帮到你: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

  贵院办理的王某某合同诈骗罪一案,受王某某家属委托,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经前期调查了解、阅卷, 辩护人认为本案是一个既不存在受害人也不存在非法占有之直接故意的案件,王某某依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请求贵院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梳理

  1、王某某与蚌埠市某某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因银行向王某某借款而获履行完毕。

  2、王某某与中国银行蚌埠分行之间:(1)借款合同关系;(2)车辆抵押担保合同关系。银行没有向王某某有效追索,即银行放弃了追索权,尤其是最有效的抵押权。

  3、蚌埠市某某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蚌埠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因此本案银行贷款清偿顺序应为:王某某按月还贷→银行根据抵押合同行使抵押权(依法查扣车辆、拍卖)→车辆查无下落,王某某拒不偿还贷款,要求保证人销售公司代为清偿。

  4、王某某与蚌埠市某某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性质的协议书。该协议实质是一种有偿委托合同关系,约定代理事项为汽车销贷、车辆保险、车辆上牌等。销售公司为代理人,王某某为被代理人。作为报酬,销售公司收取受托人4500元手续费。另外,从该协议书字面文义上,存在多处合同主体混论、描述不清的现象,且不能仅凭销售公司单方的解释予以消除由此引发的争议。销售公司作为协议书条款起草人、专业汽车销售公司,对由此引发的争议应当承受不利于自身的解释。

  5、王某某与年某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11万7千元这笔债务,外观上看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实质上是从年某某哥哥处转移过来的一笔债务。这笔债务发生的基础并非借贷,而是年某某哥哥与王某某合伙经营客运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其后,年某某哥哥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年某某,年某某以该债权为基础,按五分利计息,最终形成这笔11万7千元的债务。

  6、潜在的民事合同关系:王某某与年某某之间约定的,以王某某名义为年某某军办理贷款购车的口头协议。这个最有争议。但客观上,涉案车辆确实从购买之初即由年某某使用至案发后;客观上,涉案车辆所有前期费用均是由年某某支付(此事实由年某某要求王某某出具的证明为证);客观上,年某某手中始终持有王某某出具的借条,并多次更换借据以防超过诉讼时效;由此也可以说明王某某欠款至始至终存在,并没有因贷款购车而获抵消。综合分析,辩护人认为王某某以自己名义帮年某某购车、与债务无关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客观事实。

  二、蚌埠市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

  厘清上述法律关系之后,再分析本案,辩护人认为销售公司不是本案受害人。理由如下:

  1、王某某与销售鑫公司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在银行提供了贷款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就该合同而言已履行完毕。

  2、王某某与销售公司之间签署的《协议书》,是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约定,作为委托代理的报酬,就是销售公司为此另外收取手续费4500元(见销售公司员工李某第二次所作证言)。该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对销售公司而言是一项合同义务:既销售公司有义务为王某某代垫前三期银行车贷。作为垫付对价(垫付本金不算在内),销售公司从购车人预付的4500元保证金中按约定比例扣除,扣完为止。依据该协议书,销售公司还有权从王某某账户中提取等额代垫款。销售公司报案称王某某依据该协议书诈骗其钱财,是不能成立的:

  其一,这份协议书是销售公司提供,所有条款均是公司拟定,王某某只是签字。王某某签署这份协议书没有使用欺诈手段,王某某与销售公司联系之初,即告知销售公司经理吴某某是替朋友购买;销售公司指派员工李某全程办理此事过程中,王某某极少露面,均是年某某陪同李某理,包括支付银行首付款,购买保险,支付销售公司4500保证金、4500代办手续费,上述费用均是年某某支付。蚌埠国旅出具的收入证明,辩护人要特别说明的是,王某某对销售公司也不存在欺诈行为:在这份收入证明中,其中手写的内容,均是销售公司员工李某所填写(可以通过笔迹鉴定确认),没有王某某一个字迹。销售公司将所有责任推给王某某,显然是在规避其应当承担的审查义务。银行也负有该审查义务,但签订合同当时,却都为了各自利益(销售公司为卖车、银行为放款赚取利息)而不顾申请材料的真实与否。这是一个客观的、不容否认的事实,否则,只要一个电话或者一次登门造访,即可查知该收入证明真假。

  其二,骗取的财物不存在。辩护人前面已分析指出该协议实质是一种委托办理车贷等手续的代理行为。委托代理关系是不以财产为直接给付内容的,但可以是有偿的。该协议书就是有偿委托,销售公司已收取4500元作为报酬。即使根据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销售公司务代垫前三期(即前三个月)银行车贷,损失的也仅是前三期代垫款。其余车贷不在该协议书约定范围之内。双方之间根据该协议书产生的仅仅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王某某的行为充其量构成违约,而非合同诈骗罪。

  3、销售公司代垫银行贷款的行为,是该公司自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该公司为了某种更长久的来自银行方面的利益而考虑,主动、自愿地提前履行保证责任的行为,而非因王某某诈骗而使公司出于错误认识而代偿贷款。但辩护人要说的是,这种先行代偿行为是没有法律、合同依据的。在该汽车消费借贷合同履行中,债权人银行获清偿的顺序是:王某某按月还贷→银行根据抵押合同行使抵押权(依法查扣车辆、拍卖)→车辆无法查获,要求保证人销售公司代为清偿。但反观本案清偿贷款上,却明显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有悖常理。银行作为债权人,既没有持续追索债务人王某某还款,也无依法查扣车辆的行为的情况下,销售公司即从第一个月开始代王某某还贷。从销售公司与银行之间保证合同关系而言,在该车抵押给银行的情况下,银行是没有权利要求销售公司先行履行保证责任的。

  无论如何,销售公司代垫了银行贷款已成事实。那是否就顺理成章成为本案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销售公司代垫了款项,但问题是我们回到合同诈骗罪上来考察,王某某没有使用欺诈手段让销售公司去先行偿还贷款的行为。之前已分析过,王某某与销售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和一份委托性质的协议书,王某某无法利用、客观上也没有利用这两份合同对销售公司进行诈骗。销售公司与银行之间签订的保证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约束不到王某某,就是说与王某某无关。销售公司只能根据保证合同约定,在代偿之后享有法定的追偿权。最终,辩护人认为销售公司对王某某仅仅享有追偿权,这是一种法定权利,而不是合同权利。再者,王某某对销售公司这种违反物权法规定、先行履行保证责任的行为,享有相应的抗辩权:即有权要求按法定清偿顺序清偿,有权要求先行使抵押权。事实上,王某某确曾要求销售公司将车开回去用以抵偿,而被公司拒绝.

  综合上述分析,辩护人认为销售公司不是本案受害人,没有资格控告王某某合同诈骗罪,只能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行使追偿权。

  四、王某某不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上,可以参见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

  1、虚构主体;(王某某没有虚构主体)

  2、冒用他人名义;(没有冒用)

  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没有伪造、变造或使用无效的上述文件;唯一不实的是收入证明,但该证明对销售公司而言不构成欺诈)

  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没有上述行为)

  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本案车辆抵押担保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没有使用其他欺骗手段)。

  (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王某某既没有占有也没有逃匿)

  (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王某某根本就没有获得一分钱好处,也没有占有使用车辆,更别提挥霍)

  (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王某某没有上述行为)

  (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王某某没有上述行为。事后,车辆还是在王某某妻子报警下得以查扣)

  (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该条解释针对的是合同当事人,具体到本案,应当是王某某与银行之间;如果王某某存在上述行为,构成的则是贷款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受害人也应当是银行)。

  客观上,与非法占有相对应的事实是:销售公司报案前后,王某某及其家人积极想办法找回涉案车辆,并筹措款项13万7千元(贷款全额)偿还给销售公司.从这一点上,也可知王某某根本就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对照上述司法解释,王某某显然不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涉案车辆上存在合法有效的抵押权,王某某没有隐匿车辆也没有采用伪造材料的手段将该车过户给他人,该车始终在银行的控制之下,银行随时可以行使抵押权以满足其债权。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王某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特出具此法律意见书,以期引起贵院的重视,依法审查本案,对王某某做出不起诉决定.

  此致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

  李军律师

  安徽治邦律师事务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

诈骗罪只存在公司吗:诈骗罪罪轻辩护要点

  "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接受杨某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参加诉讼,辩护人现就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涉嫌诈骗罪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从犯罪主观意识上分析,本案证据并不能达到认定被告人杨某某具备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所必备的“事前通谋”或“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

  1、《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2016年12月19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三要点第(五)项指出,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同时,第四要点第(三)项指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8.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以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为前提,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予以帮助。

  3、具体到本案:?卷二第31页,2017年4月28日讯问骆某某笔录中记录:“问:那你老婆杨某某、叔骆大某、杨某是否知道你开的公司其实是诈骗的?答:这个不知道的。问:那你公司的经营是否知道的?答:他们就知道公司是卖POS机的,怎么样卖不知道的。”?卷二第83页,2017年4月9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那你老公骆某某的这个公司具体是做什么的?答:我只知道他的公司是在卖POS机的,但具体他们是怎么在卖的我也不清楚。”卷二第87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你有无问过骆某某这个公司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答:我问过骆某某,骆某某跟我说我们是正常卖POS机的,不是违法犯罪的。”?卷二第118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程某某笔录中记录:“问:杨某某是否知道公司的卖POS机其实是用诈骗的手段在卖的?答:这个我不清楚。她没有跟我们谈起过这个事情。”那么结合庭审,可以进一步明确的是,骆某某并未如实告诉被告人杨某某推销POS机的具体细节,而与被告人杨某某进行对账接触的程某某、汪某也未将其自身猜测的信息告知杨某某,因此自然截断了杨某某了解案件细节的全部途径。各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与供述笔录保持一致、前后印证。

  4、根据上述一系列能够相互印证的各嫌疑人的笔录供述与当庭陈述,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某并不具备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所必备的“事前通谋”或“主观明知”的犯罪故意。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期公布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例中,形成的“基于错误认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论述成熟且精炼: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图,不清楚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而是被他人蒙骗或者出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在错误理解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参与他人实施的犯罪,则不能认定该行为人与他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而应当依据该行为人的犯罪实际情况,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正确定罪处罚。

  5、进一步说,庭审中,杨某某已经陈述清楚,其主动管理骆某某公司的根本原因系夫妻关系中对骆某某个人的监管,而不是对公司运作及经营的帮助。且骆某某确实没有向杨某某告知销售POS机的具体营销细节,该节事实能够从相关被告人的供述笔录及当庭陈述相互印证中予以体现。那么也就是说,骆某某本意无论是刻意蒙骗杨某某,还是刻意保护杨某某,这一点绝不是侦查人员曾经于提审中向杨某某预判的“因为你是骆某某老婆,又管理了公司财务,那么你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武断结论。辩护人无意评论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认识,但作为参与庭审的法律人,必然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理念,因此,在本案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前提下,以“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适用于被告人杨某某符合法律规定,也必将得出客观的、正确的法律结论。

  6、退一步分析,即使公诉卷宗中存在被告人杨某某明知骆某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要求程某某删除账目以及中向骆小某解释公司不合法等等行为,但就该行为的终极原因公诉卷已经给出答案。卷二第86页,2017年4月20日讯问杨某某笔录中记录:“问:你为什么会认为骆某某的公司是不正当的公司?答:首先是骆某某经常要在网上购买数据……其次公司创办了好几个月了,从来就不需要交税……”也就是说,从被告人杨某某的主观认识来说,其主观猜测违法也仅限于对购买数据包是否违法、公司没有正式税收是否违法二方面的考虑。进一步说,即便被告人杨某某主观上对公司违法存在矇眬认识,但对此并不能当然推定其对本案是否构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观明知。反之,此一节仅仅只能证明其对于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及规避税收存在敬畏心理。

  (二)从客观行为上分析,被告人杨某某并未实施诈骗罪构成所必须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相应行为。

  1、卷二第108页,2017年4月5日讯问程某某,其于笔录中陈述:“杨某某,她是骆某某的老婆,她在公司里面没有具体的工作。” 再结合庭审中骆某某、汪某的陈述,并印证公司员工工资发放等客观证据,可以明确的是,被告人杨某某并没有因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行为而存在任何非法利益。

  2、骆某某成立公司前后,有关公司的经营项目的确定、营销模式及方法的采用、员工的录用、营销对象的确定等等均与被告人杨某某没有直接关联,且本案指控证据均不能达到确定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明知”的证明目的。

  3、起诉书除了对被告人杨某某“事先预谋”的不实指控外,进一步指控称“被告人杨某某负责上述所有场所的财务账目监督和赃款回笼、保管等”。结合被告人的实际行为,该指控明显进行了“共同犯罪”的前提预设,并进一步夸大了被告人杨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该表述最大的缺陷在于忽略了电信网络诈骗司法解释所强调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前提。本案如果仅仅依靠推测来确定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明知”,那么该“主观臆测”形成的结论必将与刑事证据所要求的“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围绕被告人杨某某的罪与非罪问题,本案证据应当达到被告人杨某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证明目的,而非依靠“主观臆断”与“推测”。

  4、刑事诉讼中对证据审查判断的目的,不在于对客观犯罪事实的复原或再现,而在于根据已有证据及其规则,对法律事实的推断和认定。这种推断和认定只能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而不等于事实本身,两者之间的差异则是法律允许依据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余地和空间。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即是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也是在惩罚犯罪和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并重的司法理念支配下,法律所应当作出的正确选择。具体到本案,能够运用证据判断规则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明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成立的主观构成要件,只要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被告人杨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能穷尽一切合理怀疑,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杨某某有罪。

  5、从另一角度说,分析被告人杨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受害结果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本案确定被告人杨某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的又一标准。进一步说,在被告人杨某某与骆某某缺乏事前共谋的情况下,当被害人的损失已成事实之后,其客观上帮助管理账目行为,从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言,并不能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并不存在先果后因的倒置关系,如此浅显的逻辑并不难于理解。

  二、综合全案,起诉书指控的“造成全国范围内共计9000余名被害人实际损失1500余万元”同样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以侦查机关出具的《起诉意见书》为依据进行核算,各业务员的业绩已经精确到具体金额,而对全案业务人员的业绩汇总核算,该金额与起诉书指控存在巨大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2、侦查卷宗第1卷第79、80页中,公安机关曾就涉案POS机委托价格鉴定,虽然鉴定机构最终未予受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涉案POS机毕竟属于有价财物,侦查机关委托鉴定的目的也恰好能够与之印证,因此说,即使被害人造成财物损失,也应当有价POS机的价格进行扣减。

  3、针对被害人人数的统计辩护人认为同样有失公允。结合涉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及被害人陈述,不能排除应被害人的要求而给予退款的被害人的客观存在;另外,作为非流通商品的POS机,同样存在单纯的需求者,其购买意愿无关乎贷款的宣传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客观进行过,其购买意愿是单纯的,而作为非商品的POS机的价格因为需要结合后期服务费用的高低进行比较,因此本案POS机与同类产品并不具有直观的可比性,因此该批购买人员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被害人,理应予以排除。

  三、就量刑而言,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某某对其自身行为性质的理解属于其主观认识,并未影响其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故而杨某某依然具备相应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杨某某并没有因参与公司的财务管理行为而存在任何非法获益,上述事实能够印证被告人杨某某的主观恶性不强。

  2、被告人杨某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交待所知悉的涉案全部事实,且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均供述稳定一致。

  3、被告人杨某某在涉嫌本案犯罪前表现良好,没有违法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

  4、通过今天庭审不难看出,被告人杨某某能够深刻认识、反省自己的错误,在庭审中也积极配合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悔罪表现。

  综上所述,请求合议庭考虑到被告人杨某某主观恶性不强、在本案发生过程中只起辅助作用,到案后能够深刻接受本案教训,且希望能够早日回归社会,因此,恳请法院在刑罚适用上能够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被告人杨某某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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