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只能是直接故意_成都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

时间:2020-10-01 03:34    分类:法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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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只能是直接故意_成都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  第1张

诈骗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诈骗罪刑事辩护词-周晓明律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樊乐(化名)亲属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樊乐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樊乐涉嫌诈骗一案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辩护人已经阅卷、会见被告人并全程参与本案庭审,鉴于被告人自愿认罪,辩护人为其作罪轻辩护,但对检察院指控其构成诈骗罪持有异议,且认为其具有多个从轻及减轻处罚情节,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第一部分 本案定性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将财物交出,使财物有被害人转移到行为人一方。据此规定,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樊乐具有上述目的和行为。

  一、被告人樊乐主观方面没有诈骗的动机

  被告人樊乐不是涉案公司的出资人或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涉案公司销售人员的销售手段、方式及销售剧本都是由公司制定、提供的,樊乐本人并没有实施参与策划、设计销售剧本等事实,涉案人员在销售时服从角色设置进行电话销售及夸大产品的行为属于涉案公司的整体营销手段,是涉案公司的意志,被告人仅为公司监听部的经理,其依法领取公司薪资,不具备实施诈骗他人财物的动机。

  二、被告人樊乐客观上也未占有被害人的财物

  涉案公司的所有货款都汇入“肖某丽”、“唐某余”等人各大银行账户,并由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掌控,被告人樊乐及其他公司员工未占有涉案财物。由此可证实,涉案销售人员向他人销售产品的意图是真实的,其主观方面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去骗取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

  三、被告人樊乐对公司经营细节不清楚,没有帮助犯罪的故意

  被告人樊乐本人未直接参与监听工作,其主要负责统计监听部成员汇报的监听到的销售人员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情况并上报给公司进行处罚(监听部成员的供述高度重合,可信度较高)。由此可见,被告人并不能接触、知悉一线销售人员是如何与客户沟通,也不可能知道公司行为是否已经违法犯罪,因此,其没有帮助公司犯罪的主观故意。

  四、被告人樊乐对产品来源并不知情,不能判断公司行为是否触犯刑法,并未故意帮助公司犯罪

  由上述可知,被告人樊乐并非公司主要负责成员,到案发时在涉案公司工作时间较短且其所在职位并不能够了解到公司的经营模式更不能接触到公司的一线产品。更何况,涉案公司的产品是存储在被告人樊乐工作地点之外的第二处地方“仓库”,被告人樊乐从未接触过涉案产品,即使其在进行监听工作过程中知悉公司销售人员以冒充专业人士的方式进行销售,也因其无法判断公司产品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及自身认知的局限性,进而无法判断公司经营行为是否已经违法或触犯刑法。

  五、本案为单位犯罪,但诈骗罪未规定单位犯罪,且公诉人未能证明公司以犯罪为主要目的

  结合本案的证据来看,购买产品、租赁办公地点、销售网站制作、广告投放、客户资料收集、第一次销售、回访(第二次销售)、发货、售后处理等环节体现的均为单位意志,受害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也都是公司,所有的员工均是按单位的要求行事,他们的行为也都是职务行为,话务部、回访部和监听部职员的行为均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并不是他们的个人意志,这些都是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的,但是,我国刑法并未规定诈骗罪的单位犯罪,在公诉人未能证明涉案公司以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前提下,是不能直接指控单位内的各自然人构成诈骗罪的。

  因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樊乐构成诈骗罪不能成立,但其行为究竟构成何种犯罪,由合议庭结合本案证据及其它辩护人的意见进行判定。

  第二部分 本案量刑问题

  一、樊乐应定性为从犯,而非公诉机关指控的主犯

  1、樊乐并非犯罪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很小

  韵e公司2012年7月即告成立,完全由张方(化名)掌控,樊乐进入公司的时间为2015年初,他不可能参与公司的成立策划或者经营模式的确定。在4月12日的庭审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方也确认,樊乐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对公司的经营模式及状况毫不知情。他对整个犯罪不可能起到主导或支配作用。

  公诉机关指控樊乐是公司组织者、管理者的证据来自樊乐被抓获时正使用的电脑,但是那一台电脑是办公用电脑,平时都归张方使用,公诉机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台电脑一直由樊乐使用,或只能由樊乐使用。公司其它员工在庭审时也多次表明,他们的电脑和手机都是公用的,并不由他们专用,电脑或手机里留存有其它别人使用过的资料完全是正常的。要是樊乐负责全面,他怎么可能向网络部负责人罗健强汇报工作?在平时进行公司经营决策时,张方怎么可能不与他商量?其它的员工怎么可能不清楚他的职位?而在其他被告人的供述中,只有林某钗一人供述他是行政部主管。因此,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樊乐在公司的职位是监听部经理是确凿无疑的。

  韵e公司的整个销售过程至少有如下十余个环节:注册公司、购买产品、租赁办公地点、销售网站制作、广告投放、客户资料收集、第一次销售、回访(第二次销售)、发货、售后处理等,可见,监听其实并非销售活动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也是公司所有部门中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的惟一一个环节,退一万步讲,即使监听部员工的行为涉嫌犯罪,他们也只是公司整个架构中很小的一部分,樊乐作为该部门的负责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也是很小的。而且,他进入公司的时间很短,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充其量只能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参与了很小一部分的犯罪活动,可见,樊乐并非案涉犯罪活动的组织者或领导者,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很小,不宜将其定性为主犯。

  2、监听部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止员工私下接单及保障客户利益,对犯罪活动几乎没有帮助作用

  公诉机关认为“监听部监听录音督促‘话术剧本’及内部制度落实”,监听部具有督促内部制度落实的作用,但是并无督促“话术剧本”落实的功能,公诉机关的指控并无事实依据。根据张方和樊凯的供述,成立监听部的目的在于防止员工私下接单,从而给公司造成损失,其二人的供述完全一致,可采信度高。此外,根据监听部刘某娜、梁某冰、张某婷等人的供述也可以轻易发现,监听部的作用集中于:监听话务部和回访部的人员“有无承诺无效退款”、“有无辱骂客户”、“有无报备客户的联系方式”、“有无告知客户公司的地址”、“有无用公司电话去做私人事情”,可见,该部门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防止员工私下接单及保障客户利益。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监听报表显示出来,比如梁某敏案卷中的监听报表显示的所有内容均为订单泄露及员工告诉客户自己的手机号码,梁某冰案卷中的监听报表的主要内容也在于防止客户私人接单方面。由此可知,监听部并非为了实施犯罪而设立,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诈骗客户的钱财,相反,监听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客户的利益,它对于公司开展犯罪活动几乎起不到帮助作用,樊乐作为该部门的负责人,不宜将其列为主犯。

  3、监听部的组员均被定性为从犯,将监听部负责人樊乐指控为主犯违反罪行相适应原则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将监听部其他10余名员工均列为从犯,却单独将该部负责人樊乐列为主犯,这违反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同为监听部的成员,工作性质完全相同,对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帮助也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开展工作,在这其中并无自己的意志,他与其它组员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根据组员的供述,樊乐在公司工作的时间也是很少的,很难在公司看到他,他与其他组员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的作用孰轻孰重显然难以区分,此外,公诉机关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樊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作用要大于其他组员。从职位名称来看,樊乐的职位也许比其他组员显得重要,但是显然也没有重要到要将其列为主犯的地步。

  二、樊乐对公司的经营细节并不清楚,并无实施犯罪的直接故意,主观恶性小

  被告人樊乐通过张方进入公司,与其它员工一样,他只是想打一份工,获得一份收入。他按照公司的要求负责监听部,其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员工私下接单损坏公司利益,以及保障客户利益,他显然并没有骗取客户钱财的直接故意。他也不需要听话务部和回访部员工的录音,也从未见过公司销售的产品,他只负责统计监听部员工的工作报表并将其上报给罗健强或张方,他是无从判断公司的经营是否已经偏离法律的轨道,他到公司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一份薪水,没有骗取客户钱财的故意,其主观恶性是极小的。

  三、樊乐的行为构成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便衣侦查大队三中队出具的《抓获经过》显示,樊乐于2015年8月27日11时许在广州市****商务中心A313号房被抓获,在此之前,公司已有张方、樊凯(化名)、龚某翔等10余人被抓,樊乐客观上完全可以逃离公司,在明知警方在抓捕他时,他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的规定,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因此,樊乐的行为应构成自首,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可以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四、樊乐系初犯、偶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构成坦白且悔罪态度深刻

  被告人樊乐是初犯、偶犯,此前没有前科劣迹,依法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其归案后也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悔罪态度深刻,符合从轻、减轻处罚情形。

  五、樊乐不应对其入职前产生的犯罪金额承担责任

  前已述及,樊乐入职公司到案发时不到半年时间,而本案绝大部分的受害人陈述的受骗时间都早于其入职时间,因此,樊乐不应对其入职前的犯罪金额承担刑事责任。

  六、本案属于单位犯罪,按自然人犯罪定罪量刑显然过重,应减轻处罚

  前已述及,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这一因素不但在本案定性时应予考虑,在量刑时也应着重考虑。无论法庭最终将本案定性为何种犯罪,本案的犯罪形态上看属于单位犯罪是无疑的,若以自然人犯罪论处,显然会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因此,请法庭着重考虑此问题,若认为樊乐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应该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樊乐犯诈骗罪证据不足,其指控不能成立。如果合议庭认为其行为构成其它犯罪,也应认定其为从犯,请合议庭综合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本着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此致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

  周晓明

  律师

  2016年4月14日

  作者简介:周晓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学博士,执业领域:竞争与反垄断、网络与知识产权、公司及并购、争议解决、刑事诉讼,联系电话:,(号)。

诈骗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诈骗罪死不承认会被关多久

  一、诈骗罪死不承认会被关多久

  诈骗罪的嫌疑人不承认诈骗的,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在证据充分、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会判处有罪,至于关多久要依据具体案情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二、构成诈骗罪的情形是什么

  1、诈骗罪的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

  2、诈骗罪的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3、诈骗罪的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以上知识就是小编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的解答,诈骗罪的嫌疑人不承认诈骗的,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在证据充分、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会判处有罪,至于关多久要依据具体案情而定。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读者可以到王海英律师进行咨询,王海英律师有专业的律师为你解答。

诈骗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辩护意见书诈骗罪的内容有哪些

  原标题:辩护意见书诈骗罪的内容有哪些

  诈骗罪辩护意见书的内容有关于本案的主观要件、关于本案的客观要件、司法依据、法律适用及需要说明的相关事项等。辩护,控诉的对称。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反驳控诉,提出对被告人有利的理由而进行的申辩活动。是一种基本的诉讼职能。中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二、范文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了本案被告人孙某家属的委托,征得孙某本人的同意,由我们担任孙某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依法参与诉讼。

  接受委托后,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认真地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在押被告人孙某,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主观要件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本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将其据为已有的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了刑法266条所规定的诈骗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是客观归罪,就是主观归罪。结合到本案的卷宗材料和法庭调查的情况,再进行犯罪构成的分析后不难发现:孙某的行为是不符合本案所认定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孙某对马某的钱财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并将其据为已有的直接故意。

  根据卷宗材料及法庭已经查明:2005年1月18日,孙某从田某处购买了望京西园四区401#一1509室的房屋,自付17万,其余36万向农行北京分行按揭贷款,但并未办理房屋抵押手续,只是将房屋所有权证交农行北京分行保管,抵押合同未生效。2006年1月,孙某使用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及真实的土地使用权证、购房发票向吴某作抵押,向其借款35万元,并办理了公证。同时与吴某约定:如果孙某到期不归还借款,吴某有权处理孙某的房屋。2006年4月份,由于孙某不能归还借款,吴某根据双方的约定处理孙某向其抵押的房屋,2006年4月30日,吴某通过中大恒其及假冒孙某男朋友的李某、假冒孙某的杜某与马某签订了《房屋买卖经纪合同》,并于2006年5月16日办理了物业交接手续后将涉案房屋交由马某占有。2006年5月18日,李某、杜某、吴某及马某到北京市房管局办理了过户手续,马支付了元的购房款。

  从上事实不难看出,孙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马某钱财并将其据为已有的直接故意。理由有三:

  其一,孙某的欺诈行为只能对吴某构成直接故意。孙某以房屋作抵押向吴某借款时,并未告之吴某此房屋已向农行北京分行作抵押贷款36万的事实,再次将已设定抵押权的房屋向吴某作抵押,具有民事欺诈的直接故意,其行为也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假设孙某构成诈骗罪,那么其所诈骗的对象是吴某、其直接故意的行为应是针对吴某的、其非法占有的财物应是吴某的钱财,如果孙某构成犯罪,那么她也只能构成对吴某的诈骗罪而不是本案所称对马某的诈骗罪。

  其二,孙某欺诈行为只能对马某构成间接故意。因为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具体到本案中,假设孙某构成诈骗罪,而根据吴某与孙某在抵押借款协议中“在孙某不能归还借款时,吴某有权处理孙某的房屋” 之约定,吴某为实现抵押权,委托李某等人将孙某抵押给他的房屋出卖给马某,收回了孙某的欠款。虽然孙某告之吴某其房屋的价款不能低于60万,但是此种行为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之规定,是其应有的权利。至于吴某能否将此房屋出卖、能否卖到60万元,孙某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能卖出更好,卖不出也无所谓,换句话说假设孙某构成犯罪,也只能是孙某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危害结果发生与否都不违背其意志,这是典型的间接故意。因此,我们说孙某对马某60余元的房屋价款的支付存在放任行为,只能是间接故意。

  其三、孙某不具有非法占有马某财物的目的。因为孙某于2006年5月16日将房屋交由马某转移占有,履行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义务。虽然交由马某的房屋存在向农行抵押贷款的产权瘕疵,但是孙某还是此房屋的合法所有者,其还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只是不动产所有权权能中处分权能受到了限制。其认为只要交付了房屋,并且由其继续向农行归还贷款,此买卖就是合法、有效的,马某就是此房屋的合法所有者了。从孙某于卖房的次日也就是2006年5月19日向农行北京分行交纳了25000元的房贷款来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即使马某不能成为其所购买房屋的所有者,经济上受到损失,孙某也可以通过出卖其房屋,赔偿马某的损失,其是具有偿还能力的。因此,孙某不具有本案所称的非法占有马某钱财的目的。

  综上所述,孙某不具有诈骗罪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财的直接故意。

  二、关于本案的客观要件

  诈骗罪的客观方面,是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产的行为。朝阳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定孙某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财产”这一客观要件。那么,到底什么是虚构事实呢?在本案中要构成犯罪的虚构事实到底是什么行为呢?所谓虚构事实,就是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在具体到本案中,如果要构成房屋买卖诈骗罪,其虚构的事实必须是没有房屋的所有权这一事实,即本来没有房屋所有权,捏造了孙某具有房屋所有权这一事实从而骗取他人财产。而本案中,孙某并没有虚构或者隐瞒其没有房屋所有权这一事实,本案所有证据都表明孙某是出卖房屋的合法所有者,具有房屋的所有权,具有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只是其处分权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房屋已设定抵押,不能享有完全的、自由的处分权。那么,本案中使用伪造的房产证的行为,是何种行为呢?我们认为,使用伪造的房产所有权证只能是隐瞒了完全处分权的事实。因为,从本案的所有证据及事实都表明,孙某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所有者,具有所有权,并且已将房屋交付马某使用,其并没有虚构或者隐瞒所有权这一事实,其所隐瞒的只是所有权处分权能存在瘕疵这一事实。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将设定抵押权的不动产出卖时,必须征得抵押权人同意,并且已设定抵押权的不动产所有权证上在他项权能上盖有“抵押”字样,购买者很容易识别出来房屋已设定了抵押,而不会轻易购买了。孙某仅仅是为了能将房屋顺利抵押给吴某,使用了伪造的房产证(此伪造的房产证的全部内容都与其真实的房产证相一致),用以表明所出卖房屋不存在抵押权,其处分权上不存在瘕疵、有完全处分权。

  三、孙某行为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第九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这项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已将不动产物权中一房两卖、擅自抵押、故意隐瞒抵押事实等行为规定为民事欺诈行为。而本案中孙某的行为恰恰是隐瞒了其房屋已设定抵押的事实,将此房屋出卖给马某,最终导致马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此行为正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行为,因而,孙某行为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

  四、孙某的欺诈行为使其与马某形成了一种民事纠纷,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孙某故意隐瞒其房屋已向农行北京分行设定抵押的事实,将其房屋抵押给吴某,向其借款,在孙某不能还款时,吴某为实现抵押权,交孙某向其抵押的房屋出卖给马某,并交马某占有,由于农行北京分行起诉孙某,导致所出卖的房屋被法院扣押冻结,使马某未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故孙某与马某形成了一种民事纠纷,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返还马某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赔偿损失。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

  律师:迟**

  王**

  2008年4月29日

  诈骗罪的辩护意见应当围绕犯罪分子进行诈骗犯罪事实进行辩护,对诈骗罪的犯罪依据及犯罪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认定,以确定对诈骗罪的司法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辩护人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相关法律的规定对诈骗罪进行合理合法的司法解释,并进行判罚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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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只能是直接故意:集资诈骗罪主观故意认定

  "  (一)贷款诈骗罪的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贷款是指作为贷款人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愈益增大,贷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日益突出。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通过发放贷款参与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并支持企业购置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促进生产发展,同时还通过发放贷款促进商品流通,促进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等发僳。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贷款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诈骗贷款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产生并愈益严重。诈骗贷款行为不仅侵犯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必然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诈骗贷款行为同时侵犯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所有权以及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具有比一般诈骗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首先,本罪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所谓虚构事实,是指编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所谓隐瞒真相,是指有意掩盖客观存在的某些事实,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错觉。根据本条的规定,行为人诈骗贷款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l、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这种情形近年来屡有发生,仅在上海一地,一年就发生假引资的诈骗几十起,案犯一般是伪造国外某财团的巨额资金或者“在美国的爱国华人”的巨额私人存款要以优惠条件存人某银行,以骗取银行的贷款和手续费。此外,还有许多犯罪分子编造效益好的投资项目,以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为支持生产,鼓励出口,使有限的资金增值,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有时也要根据经济合同发放贷款,有些犯罪分子伪造或使用虚假的出口合同或者其他短期内产比很好效益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如犯罪分子张某伪造某公司的出口供货合同,并以虚假的合同向上海某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后携款潜逃。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证明文件是指担保函、存款证明等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如某公司通过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开出了一张虚假的存款证明,并以此向另一银行贷款几百万元。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里的产权证明,是指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或者汽车、货币、可随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如罪犯张某以伪造的某房屋开发公司房产证明为抵押,骗取某银行贷款一百余万元。5、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出的“其他方法”是指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贷的;以假货币为抵押骗贷的;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的等情况。本项规定的精神是不论行为人以何种方法诈骗贷款都要依本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诈骗贷款的犯罪分子串通并为之提供诈骗贷款帮助的,应以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所谓串通,在本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诈骗贷款的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前或在诈骗的过程中,相互暗中勾结,共同商量或进行策划,与诈骗犯罪分子予以配合,充当内应而为之提供帮助的行为。对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钱财的行为,应当注意分清两种人员在共同犯罪中采用行为的性质,如果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而采用的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仅是提供帮助的,这时就应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所犯的罪行来定性处理,如是贪污,就应依贪污罪处罚,社会上的其他人员则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如是侵占就应以职务侵占罪治罪,其他人员则以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处之。如采用的行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为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仅是为之提供帮助的,这时就以本罪定性处罚。而不能不分情况,都以本罪或他罪论处。

  (四)贷款诈骗罪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至于行为人非法占有贷款的动机是为了挥霍享受,还是为了转移隐匿,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反之,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其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手段,也不能按犯罪处理,可由银行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或者加收贷款利息等办法处理。

合同诈骗罪金额认定 合同诈骗罪量刑规范 网络诈骗罪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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