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_重庆律师事务所电话

时间:2020-10-01 05:07    分类:法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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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_重庆律师事务所电话  第1张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刘某涉嫌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意见书

  刘某涉嫌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意见书

  人民检察院:

  我受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委托,作为其辩护人参加诉讼活动。现针对刘某涉嫌诈骗案,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以下律师意见,供参考。

  本律师认为,从已了解案情看,证据不足,犯罪事实是否成立严重存疑;宜作无罪化处理,不起诉。具体意见如下:

  一、本案认定刘某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但对该罪名并未列明罪状,学术界一般界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1、公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刘某有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行为

  市公安局分局诉字

  号起诉意见书“刘某自2013年3月至9月份,向乔某虚构投资做酒生意有高额回报的事实,骗取乔某的信任,先后多次骗取乔某人民币41万元”

  1)公安机关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向乔某借41万元是用来投资做酒生意

  根据《合同法》第197条:借款合同可以约定借款用途,也可以不约定,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2)如果刘某与乔某是投资做酒生意,双方应该有合作协议,但公安机关现有证据中并无这一关键证据

  投资属于商事行为,商事行为的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因为投资酒生意失败无法获取利润回报而认定对方构成诈骗罪,这显然违背了商业行为的本质,也是对投资合伙人刘某的不公。

  2、公安机关不能证明刘某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是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在市公安局分局诉字

  号起诉意见书“犯罪嫌疑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供其本人偿还房贷、购车等个人家庭消费)”“犯罪嫌疑人刘某后因害怕乔某报警事发,退还乔某人民币8万元”,公安机关认定刘某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充分:

  1)

  刘某具有偿还投资回报款的实际行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月乔某按照双方投资约定的时间向刘某索要投资回报款时,刘某偿还了其8万元,证明刘某并无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认为“刘某退还8万元是因为害怕报警事发”是属于主观臆断,缺乏依据

  2)刘某在获得投资款后,没有任何逃跑或其他规避偿还投资款的行为

  月 日 市

  派出所对刘某采取传唤强制措施时,刘某正在位于其工作单位

  有限公司的楼下的

  网吧里查找工作资料,本事实可以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某

  以证明,上述事实表明刘某并没有携款潜逃或规避偿还投资款的行为,事实上,刘某一直在积极筹措偿还投资款,由于双方约定的投资回报利息比较高,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数倍,再加上刘某自身经营不善等原因,使他按期无法全额回报,但刘某自始至终都愿意承担偿还责任。

  综上,公安机关认定刘某在本案中具有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行为,以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缺乏证据的

  二、律师认为刘某在本案中不构成犯罪,刘某与乔某的纠纷属于高利借贷的民事纠纷,应由人民法院民庭审理判定裁决

  各项事实表明,刘某与乔某的纠纷是因为高利借贷而引发的纠纷。

  刘某与乔某约定的投资回报之高超出正常商人盈利的承受范围,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人都不会傻到明知亏本还要投入;由于其高额的利息,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数倍,高出的部分法律是不予保护的,《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对于刘某与乔某的纠纷到底是属于商业合伙投资行为还是普通的民事借贷行为,律师认为应该由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判定裁决,公安和检察机关不宜介入。

  综上一、二所述,本律师认为刘某不构成诈骗罪,请贵单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充分考虑律师意见。

  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珍

  月 日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王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王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南昌县人民检察院:

  由贵院审查起诉的王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及其家属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王某某的辩护人,经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和了解案情,现对本案提出如下法律意见,请公诉机关依法予以采纳:

  起诉意见书指控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诈骗鑫驼峰公司及鑫驼峰辉通分公司编号QY-01合同下的购货款593万元依法不能成立,因为王某某的行为无法认定为合同诈骗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主体资格上,王某某使用的是合法经营的企业主体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目的是为了履行合同,而不是以虚构单位或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更主要的是,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一直都有频繁的业务往来,双方除了涉案的合同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履行以外,其他的合同都实际履行,双方都从经济交易中获益,因而王某某的公司并不是为了实施诈骗而成立的,一直系合法经营的主体。

  2、王某某及其公司对于涉案合同是有履行能力的。在2015年6月18日王某某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就已经分别于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18日与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购货合同,就是为了履行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当时王某某的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处于盈利状态,其具备履行能力。

  3、王某某存在实际履约行为,并且一直在积极促使交易的完成。在2015年6月18日王某某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就已经分别于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18日与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购货合同,就是为了向鑫驼峰交货,并且于2015年6月19日向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打了40万元定金,这足以说明王某某是存在实际履约行为的,并不是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不积极履行合同。并且在公司资金出现困难,无法在约定日期履行合同义务时,也一直在协商处理,向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请求给予宽限期,以履行好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

  4、王某某没有采取刑事诈骗的行为,连民事欺诈都算不上。在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没有虚构任何事实,也没有利用受害人的错误认识去签订合同,双方本身也存在长年的业务往来,签订合同并不是因为王某某存在诈骗行为,而是基于双方多次合作的信任基础以及王某某的履约能力。

  5、王某某将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亏损导致无法履约是造成本案的主要原因,但将资金用于炒期货是否就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认为显然是不能认定的。客观上,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是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将合同款项打入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的公账户,那么法律上来说,这笔资金就是属于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的,支配权在于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资金出现了什么问题应当由其他的法律关系去调整,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是没有关系的,法律也并不要求这类交易必须专款专用。主观上来说,如果王某某将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收取的货款拿去个人挥霍、进行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但是本案中,王某某是将资金投入到期货市场的高风险经营活动,其属于实际经营活动,因此造成资金无法归还,就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点在《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卷一关于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中,最高院作了明确的观点指导,这种情况是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

  6、事后更是主动与受害人联系,更没有采取逃避、躲藏的方式逃避债务,而是一直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综合以上因素,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不能履行合同是因为存在客观原因,而不是因为其个人为了非法占有合同一方的财产,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鉴于前述事实与理由及根据的相关法律规定,辩护人期望人民检察院在查实相关事实与证据、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作不起诉处理。

  此 致

  南昌县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 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 谢亮亮

  2017年6月3日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

  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

  审判长、合议庭:

  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高某及其亲属的委托,由赵秀玲律师担任高某涉嫌诈骗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了解案情,辩护人多次会见了高某,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并在贵院调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再进行了详尽的阅卷后,对本案已十分清楚。

  辩护人对起诉意见书指控高某涉嫌诈骗罪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侦查机关没有证据证实被害人损失的数额,高某的行为有可能不涉嫌犯罪,恳请检察机关查明相关案情后,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为高某变更强制措施。现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检察机关参考并采信:

  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的上述规定,成立诈骗罪必须是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被害人因此受到损失,如果被害人没有因嫌疑人的行为造成任何损失,嫌疑人的行为是不能认定为犯罪的。 2016年7月份,高某通过其同事郑某介绍,通过某平台向金某借款用于个人日常消费。某平台虽然宣称借款年利率24%,但是实际借款过程中违规操作,七天的借款利息为借款本金的24%,利息在本金中预先扣除、收取高额逾期违约金、逾期管理费等,演变成诈骗借款人财产的“套路贷”。据高某陈述,假如其通过平台借款1000元,借款期限七天,先通过平台出具1000元的借条,金某预扣借条金额24%的利息,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给高某,是该笔款项是七天的利息,高某接着将收到的预扣利息转给金某的账户,金某收到高某转回预扣的利息后,再转账给高某借款本金760,七天借款期限到期后,高某要按照借条数额还款1000元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从转账记录上看金某出借给高某的款项与借条金额相符,但高某实际收到的仅是借款本金的70%左右甚至更少。如果借款到期,高某没有钱偿还借款,金某会再向高某出借款项用来偿还上一笔借款,但是高某如果想偿还上一笔借款,再向金某借款的金额要超过上次借款金额的一倍,金某会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操作。如此恶性循环,借款金额不断垒高。因此,公安机关不但要查明金某转账给高某的借款数额,还要查明高某转账给金某的还款数额,以证实金某的实际损失数额,不能仅以金某转账给高某的数额来认定。辩护人通过登陆高某的某平台账户,根据高某某平台账户与金某某平台账户之间的转账明细数据来看,高某转账给金某的数额元,金某转账给高某的数额.92元,高某转账给金某的数额要远远高于金某转账给高某的数额。如果该数据属实,金某不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还可能涉嫌“套路贷”诈骗,高某才是真正的受害人。因此,起诉意见书指控的高某诈骗48万多元完全是依据金某提供的截图数据,与高某某平台显示的数据严重不符,至于这两份数据中哪一份属于认定两者之间借款数额的证明材料应当予以证实,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则不能认定高某的犯罪行为成立。

  (二)金某提交的证据并非是电子证据的合法提取方式,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金某在报案时向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其个人某平台截图,而且也并非是全部数据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此项证据的取证方式不合法。电子证据的收集和提取方式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记录案由、对象、内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并附电子数据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应当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金某提供的证明自己与高某之间借款的证据材料属于电子数据,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电子数据的提取方式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否则不能够作为指控犯罪的合法证据使用,其证明事项也就不能够成立。

  二、高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金某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6年7月份,高某经同事郑某介绍通过某平台向金某借款,虽然利息特别高,高某一直都是有借有还,没有逃避债务。2016年8月份,高某向金某借款,金某说不借给他了,高某就想不借就不借吧,无所谓。当时郑某说,“你把2016年6月份我帮你办的假结婚证,和找人办的购房合同、购房发票找出来,拍照发给金某,金某就借给你了”,当时郑某就通过将上述材料的照片发给金某,金某还是像之前一样借款给高某,高某也按时还款,直到2016年9月份,高某开始逾期,逾期还款利息、违约金、逾期管理费等数额越来越大,借了还,还了借,借款数额向滚雪球一样不断垒高,高某就陷入“套路贷”的泥潭,无力还款。2016年8月份,虽然高某提供了虚假的材料,让金某对高某产生信任,继续向高某出借款项,但是高某收到款项后一直也是按时还款,直到随着债务的不断累加,高某实在无力按时还款,10月份以后就不再借款了。2016年11月某平台向高某催收债务,至2017年3月期间,高某先后分七次偿还73500元现金,全部交给了某平台催收人员一董姓男子。通过高某向金某借款的整个过程来看,时间共计三个月,高某一直处于借了还,还了借的状态,主观上绝无没有恶意逃避债务,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而且高某借款后一直在原居住地居住,在原工作单位按时上班,也没有更换手机号码等方式等逃避平台和金某催款。虽然高某删除了了金某的好友,但是金某仍然可以通过电话,短信,郑某等方式联系到高某。而且,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高某也一直在还款,在案发前金某通过郑某联系高某还款,高某也表示现在没钱,等有钱了就还,一直没有隐匿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意图非法占有金某财产的客观行为。高某有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工资5000元以上,金某一直都能联系到高某,如果是合法债务,金某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金某不起诉的真正原因就是金某可能没有实际损失,而且可能涉嫌“套路贷”,非法债务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查明以上事实,维护法治的公平与正义。

  (一)高某的行为属于主动投案,且如实交代自己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根据诉讼文书卷2018年10月28日出具的“查获经过”中表述高某的到案方式为投案自首,此时公安机关尚未确定高某的犯罪行为,高某主动向其所在工作单位负责人员交代其通过某平台向金某借款的情况,并去单位所在地的某派出所交代自己借款的事实,此时犯罪行为属于公安机关尚未发现的状态,其行为属于自愿主动投案。本案诉讼文书卷2018年10月12日高某在某办公室所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如实向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工作人员交代了自己经同事郑某介绍认识了金某,通过向其提交个人身份信息、单位出具的居住证明在某平台向金某借款的事实,也主动交代了为了大额借款而向金某提供假的结婚证、购房合同的事实,属于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完全符合《解释》有关如实供述的认定,应当认定其行为属如实供述。

  综上,高某的行为属于主动投案,且如实交代自己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高某并无任何犯罪前科,其与金某之间的借款属于民事借贷行为,本不应当作为刑事犯罪处理。高某为继续借款而向金某提供假的证明材料是因为其法律意识淡薄,未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金某手中持有高某提供的身份信息和工作证明,能够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二之间的借款行为,不需要浪费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高某工作稳定,且平时表现良好,此次系初犯、偶犯,在犯罪归案后,也能清楚认识到自己行为对他人权益造成了侵害,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能够在到案后全面、客观的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电子证据取证方式不合法,受害人提供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足以证实金某实际损失的数额,高某涉嫌的犯罪数额依法不能认定,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可能依法不能成立。即使指控的犯罪成立,高某还有自首等法定、酌定减轻、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较低,故恳请贵院在审查起诉时予以重视并予以考虑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为高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秀玲律师

  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 2019年1月31日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无罪辩护词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郭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的同意,特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经过庭前仔细阅卷、会见被告人,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4月,被告人郭某伙同韩某在山东省泰安市将宋某某所有的登记在彭程程名下的一辆丰田越野车(车牌号吉J00***)更改机动车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购买假合格证、假发票等手续将上述车辆在石家庄市车辆管理所登记在韩某妻子赵某某名下(车牌号冀AQ9***)。2015年10月21日,被告人郭某在将上述车辆出售给李某时隐瞒上述真相并虚构上述车辆系中东版车辆、国五排量需在石家庄市办理过户等情况,骗取李某人民币51万元。

  同时认定:被告人郭某用于诈骗的车辆系盗抢车辆,被害人不能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因此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人民币51万元。所以认定郭某的诈骗数额为51万元。

  一审判决能够做出如此认定,其基本逻辑点有三,一是认定郭某所倒卖的涉案车辆就是宋某某购买的登记在彭程程名下被盗抢的车辆;二是认定郭某明知其所倒卖的涉案车辆就是被盗抢车辆;三是认定郭某的诈骗数额就是51万。

  但是,分析本案所有证据,辩护人认为,第一,不能证明郭某所倒卖的涉案车辆就是宋某某购买的登记在彭程程名下被盗抢的车辆;二是不能证明郭某明知其所倒卖的涉案车辆就是被盗抢车辆;三是不能认定郭某的诈骗数额为51万。一审判决定罪判罚的法律逻辑存在严重瑕疵。下面,围绕上述瑕疵及相关问题,分别予以详尽的陈述和论证。

  一、郭某倒卖的涉案车辆并非宋某某被盗抢的车辆,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明显证据不足

  首先,韩某购买车辆在先,而宋某某车辆被盗抢在后。宋某某的证人证言显示,其车辆被盗抢的时间为2015年1月6日晚19点左右,其随即报警。作为车辆的所有者,宋某某所记忆的车辆被盗抢的时间应该准确无误,同时又有当时报警的记录相佐证。所以可以认定其车辆被盗抢的时间就是2015年1月16日晚19点左右。

  如果郭某从韩某手中购买的涉案车辆就是宋某某被盗抢的车辆,那么韩某买车的时间应当在车辆被盗抢之后,即2015年1月6日之后,这是基本的逻辑常识。但是,经查证韩某的询问笔录,先后有四次提到购买涉案车辆的时间,一次为2014年11月,三次为2014年12月。(具体为:1.2015年12月28日第二次讯问笔录,购车时间为2014年12月;2.2015年12月29日第四次讯问笔录,购车时间为2014年12月;3.2016年1月1日第五次讯问笔录,购车时间为2014年12月;4,2016年1月20日第八次讯问笔录,时间为2014年11月左右)。在先后20天的时间里,韩某先后四次供述,购车时间基本一致。且当时距离其买车的时间为一年左右。时间间隔不长,其记忆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韩某并不知道这是盗抢的车辆,没有必要在购车时间上说谎话。且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韩某所供述的时间不准确。同时已经生效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刑终7**号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时间为2014年12月;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韩某购买涉案车辆的时间为2014年11月左右。但无论是2014年11月还是12月,均在宋某某车辆被盗抢之前。所以,韩某买车时间在先,而宋某某车辆被盗抢的时间在后,明显不符合逻辑常识。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为宋某某被盗抢的车辆明显证据不足。

  其次,涉案车辆的基本信息及特征与宋某某丢失车辆不相符。通过公诉机关提交的案卷证据可知,涉案车辆的车辆型号为SCT6482E5,没有安装GPS。而宋某某丢失的车辆型号为JT*****,安装了GPS。即使韩某等人对涉案车辆的车架号和发动号做了改动,但车辆的型号无法改变。而型号不同的车辆,不可能为同一辆车。

  再次,公诉机关没有提交其它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就是宋某某被盗抢的车辆。从现有证据看,宋某某只是证明了其车辆被盗抢的事实,并没有指认涉案车辆就是其被盗抢的车辆。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也没有解决韩某的购车时间和宋某某车辆被盗抢时间不合逻辑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一审判决便径直认定两车为一车,明显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还有一定需要说明,涉案车辆被盗抢后一直没有找到,无法和宋某某所丢失的车辆相比对而做出确切的认定。同时评估部门也因为见不到车辆而无法为其评估价格,不能认定其确切的价值。这样一辆无法确认归属且无法确认价值的车辆,却成为为郭某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二、郭某和韩某并不知情涉案车辆为盗抢车辆,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属于主观归罪

  首先,涉案车辆并非宋某某的被盗抢车辆。上文已经做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韩某并不知情涉案车辆是盗抢车辆。韩某是专业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从业者,从网上查看到了涉案车辆的售卖信息,专程去东北实地查看车辆,商谈购车价格。最终以33.5万元的价格买下涉案车辆,让其爱人如数支付了购车款。付款后将涉案车辆开回。在此过程中,韩某只知道这是一辆抵押车辆,而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其知道这是一辆盗抢车辆。从韩某所支付的购车价格来看,也不可能知道这是一辆盗抢车辆。

  再次,郭某更不知情涉案车辆为盗抢车辆。郭某也是一位二手车买卖的从业者,他从韩某手中购买了涉案车辆。从郭某为此支付了24万元的奥迪车一辆,以及12万元定金及9万元购车款。合计购车款已达45万元。这一点和郭某的供述相一致。后郭某又相继花费了附加费5.7万元,交强险5千元,改装内饰4千多元等费用,共计6万多元。其本身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已经和李某支付的51万元购车款相差无几。购买过程中,韩某告知这是一辆抵押车辆,需要做系列手续后而出售,没有告知是否盗抢车辆的相关信息。因为韩某本身也不知道这是否为盗抢车辆,郭某更不可能知道是盗抢车辆,更不可能花费如此高价购买一辆盗抢车辆。

  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郭某伙同韩某将宋某某所有的车辆进行改号后出卖给李某,其基本的前提并不存在,属于主观归罪。

  三、不能以李某的损失为郭某定罪量刑,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属于客观归罪

  首先,郭某没有从倒卖涉案车辆的行为中获利。郭某为涉案车辆的实际花费为两部分,大部分是购车款,支付给韩某的,前后计45万,包括22万的奥迪车一辆,12万元的定金,后又支付了9万现金。这一点在我方提交的石家庄中院的判决书以及郭某的供述中可以相互印证。一小部分是郭某得到涉案车辆后自己添置的,包括附加费5.7万元,交强险5千元,改装内饰4千多元等费用,共计6万多元。这一部分郭某的陈述符合生活实际。两部分相加,其数额和销售给李某的51万车款基本持平。即郭某并没有从倒卖涉案车辆的行为中获利。

  其次,李某的51万元损失并非郭某而造成。本案中,李某损失51万属实,也确实值得同情。但是李某的损失并非郭某造成的,而是由车辆盗抢者造成的。涉案车辆并非盗抢车辆,即使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等行为可能被交通管理部门扣留,但在补办相应手续后,可以及时退还,正常使用。所以涉案车辆并非没有价值。郭某无论从过户登记还是实际交付,已经将价值51万元的车辆交到了李某手中,完成了自己作为卖方的交付义务。李某是在自己使用过程中车辆被盗抢,与郭某没有任何关系。

  特别要强调的是,李某的实际损失不等于郭某的实际所得,更不等于郭某的犯罪数额,不能以李某的损失数额为依据为郭某定罪量刑。本案中郭某获利几乎为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实际。对李某的退赔,应当由公安机关侦破案件,追回涉案车辆交还李某;若无法追回涉案车辆,则由盗抢者予以赔偿。或者李某得到被追回的涉案车辆后,可以以合同欺诈为由要求解除与郭某的销售合同,要求将涉案车辆退回郭某,郭某退回51万购车款。若公安机关无力破案,又要赔付李某的损失,也应该由郭某的上家韩某退赔郭某支付给他的45万元,剩余部分由郭某补偿。

  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我们既不能主观归罪,也不能客观归罪。不能让郭某在没有非法获利的情况下,仅凭李某所遭受的51万元的损失而认定其51万元的诈骗数额。这样不仅使其承受高达11年的重刑,还要退赔51万元根本不存在的赃款以及10万元的罚金。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四、生效的判决认定,改装车辆的行为均为韩某所为而非郭某所为

  已经生效的(2017)冀01刑终7**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2014年12月,被告人韩某花33.5万元购买了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2015年4月,被告人韩某花4万元购买伪造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合格证,办理了无车上牌手续。2015年7、8月份,被告人韩某找人修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和车架号,将该车与冀AQ939F手续匹配,并将该车和手续(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机动车年检标)一起卖给郭某(P6)。

  按此判决认定,郭某既没有参与购买伪造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合格证的行为,也没有修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和车架号等行为,上述行为均为韩某所为,郭某是事后了解或者跟车跑了一趟,并没有实际参与上述行为。了解不等于参与,法院不能将知道等同于参与来定罪。

  五、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与对郭某罪名的认定相互矛盾

  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郭某明知涉案车辆为盗抢车辆,可以推断韩某也明知其为盗抢车辆。明知是盗抢车辆而予以收购和销售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构成收购及销售赃物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此并不构成诈骗罪。一审所作判决确认的事实和认定的罪名相互矛盾。

  六、一审判决对郭某的定罪量刑明显不公

  (2017)冀01刑终7**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对韩某的刑事处罚的内容为: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韩某既有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行为,并亲自参与了修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和车架号以及倒卖涉案车辆的行为,盈利11.5万。但最终只是以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而没有为修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和车架号以及售卖涉案车辆的行为而定罪。数罪并罚判处3年10个月,罚金20万元。没有判定为诈骗罪,更没有判决退赔下家的购车款。

  而郭某作为韩某的下家,没有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行为,只是知道修改机动车发动机号和车架号却没有参与,售卖了从韩某手中高价购入的涉案车辆且没有盈利。无论从其行为的性质,还是盈利数额,和韩某相差甚远。但郭某却被认定为诈骗罪,按51万元的诈骗数额而获刑11年,退赔51万元,罚金10万元。犯罪行为轻且无盈利的人所受到的有期徒刑判罚比犯罪行为重且盈利高的人多了7年2个月。无论从事实还是从法理上,均为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瑕疵。

  综上,恳请法庭能够充分考虑上述辩护意见,给被告人郭某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此致

合同诈骗罪量刑减轻 诈骗罪需要哪些证据 合同诈骗罪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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