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_河南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

时间:2020-10-01 05:10    分类:法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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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_河南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  第1张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刘某涉嫌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意见书

  刘某涉嫌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意见书

  人民检察院:

  我受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委托,作为其辩护人参加诉讼活动。现针对刘某涉嫌诈骗案,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以下律师意见,供参考。

  本律师认为,从已了解案情看,证据不足,犯罪事实是否成立严重存疑;宜作无罪化处理,不起诉。具体意见如下:

  一、本案认定刘某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但对该罪名并未列明罪状,学术界一般界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1、公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刘某有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行为

  市公安局分局诉字

  号起诉意见书“刘某自2013年3月至9月份,向乔某虚构投资做酒生意有高额回报的事实,骗取乔某的信任,先后多次骗取乔某人民币41万元”

  1)公安机关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向乔某借41万元是用来投资做酒生意

  根据《合同法》第197条:借款合同可以约定借款用途,也可以不约定,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2)如果刘某与乔某是投资做酒生意,双方应该有合作协议,但公安机关现有证据中并无这一关键证据

  投资属于商事行为,商事行为的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因为投资酒生意失败无法获取利润回报而认定对方构成诈骗罪,这显然违背了商业行为的本质,也是对投资合伙人刘某的不公。

  2、公安机关不能证明刘某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是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在市公安局分局诉字

  号起诉意见书“犯罪嫌疑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供其本人偿还房贷、购车等个人家庭消费)”“犯罪嫌疑人刘某后因害怕乔某报警事发,退还乔某人民币8万元”,公安机关认定刘某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充分:

  1)

  刘某具有偿还投资回报款的实际行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月乔某按照双方投资约定的时间向刘某索要投资回报款时,刘某偿还了其8万元,证明刘某并无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认为“刘某退还8万元是因为害怕报警事发”是属于主观臆断,缺乏依据

  2)刘某在获得投资款后,没有任何逃跑或其他规避偿还投资款的行为

  月 日 市

  派出所对刘某采取传唤强制措施时,刘某正在位于其工作单位

  有限公司的楼下的

  网吧里查找工作资料,本事实可以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某

  以证明,上述事实表明刘某并没有携款潜逃或规避偿还投资款的行为,事实上,刘某一直在积极筹措偿还投资款,由于双方约定的投资回报利息比较高,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数倍,再加上刘某自身经营不善等原因,使他按期无法全额回报,但刘某自始至终都愿意承担偿还责任。

  综上,公安机关认定刘某在本案中具有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行为,以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缺乏证据的

  二、律师认为刘某在本案中不构成犯罪,刘某与乔某的纠纷属于高利借贷的民事纠纷,应由人民法院民庭审理判定裁决

  各项事实表明,刘某与乔某的纠纷是因为高利借贷而引发的纠纷。

  刘某与乔某约定的投资回报之高超出正常商人盈利的承受范围,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人都不会傻到明知亏本还要投入;由于其高额的利息,远远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数倍,高出的部分法律是不予保护的,《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对于刘某与乔某的纠纷到底是属于商业合伙投资行为还是普通的民事借贷行为,律师认为应该由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判定裁决,公安和检察机关不宜介入。

  综上一、二所述,本律师认为刘某不构成诈骗罪,请贵单位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充分考虑律师意见。

  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珍

  月 日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审查起诉阶段)

  法律意见书

  绍兴市**区人民检察院:

  本律师接受涉嫌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委托,担任***的辩护人,该案现已经移交贵院审查起诉。通过查阅卷宗、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基本案情,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辩护人提出以下意见,望贵院在审查起诉时能够予以充分考虑:

  一、本案应当区分主从犯,且根据***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应当认定其为从犯。

  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各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和危害后果是明显不一样的,能够明确区分出主从犯,区分主从犯既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本案的犯罪嫌疑人A、B、C等人组建三无公司并招募人员实行诈骗行为,属于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建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公司有具体的部门,人员之间有明确的分工,A、C等人具有明显的组织、领导、管理的地位,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而***仅仅是业务员,受C等人的管理,根据C等人的指示行事,应当认定为从犯。

  (一)从地位上来看,***系由C等人招募而来的人员,只是在公司中担任业务员职务,并非主管或经理等领导职务,她是领取工资和提成的雇员;

  (二)从作用上看,***不具有组织、领导或管理他人的职能分工,她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基于公司提供的客户资源,根据C等人的指示和客户联系沟通,按照公司提供的话术去骗取客户下单购买产品,公司还设有专门的业务组长来负责管理***等业务员;

  (三)从非法获利的分配来看,***等业务员通过诈骗所获得的钱款均需上交公司,再由C等人来分配;

  (四)实施诈骗的套路和作案工具(手机、电脑等)均由公司提供。

  二、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按照查证属实的14950元起诉较为合理。

  绍兴市**区公安分局的绍柯公(华)诉字[2018]1****号《起诉意见书》指控***骗取他人钱财30余万元,从刑事证据的角度来看是不够充分的,证据链是不完整的。

  (一)30余万元金额的认定主要来自于***的供述,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印证。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被害人的身份”,如果30余万元的全部受害人无法确定,那么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就认定***涉案30余万元,证据链是不完整的,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所供述的30余万元金额并不能排除全部的合理怀疑。例如,30余万元金额可能包含了成交的和未成交的。另,***所使用的作案工具手机是由公司所提供,而根据本案几位嫌疑人的供述,公司人员发生过变动,也曾一度停业,***所使用的手机并非一直由其使用,作案手机有窜用的情况,也就意味着,手机上的数据并不一定是***的涉案金额,且本案有其他未归案的业务员(D、E、F等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三)从公司的工资表所载明的情况来看,***的业绩也不是最好的。工资单清晰地记载了公司在2017年10月、11月份各业务员、业务组长、文员的工资、提成情况,且业务员的收入中还包含了底薪,而底薪部分是固定工资,并不能反映出诈骗金额的。

  因此,在不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且没有相应受害人陈述及财产受损等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建议贵院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对***的指控按照已经查证属实的14950元起诉。

  以上意见,恳请贵院在审查起诉时予以充分考虑。

  (本法律意见书仅限于现阶段辩护律师所掌握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

  辩护人: 浙江金柯桥律师事务所

  李方杰律师

  日 期: 2018年5月5日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王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王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

  南昌县人民检察院:

  由贵院审查起诉的王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及其家属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王某某的辩护人,经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和了解案情,现对本案提出如下法律意见,请公诉机关依法予以采纳:

  起诉意见书指控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诈骗鑫驼峰公司及鑫驼峰辉通分公司编号QY-01合同下的购货款593万元依法不能成立,因为王某某的行为无法认定为合同诈骗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1、主体资格上,王某某使用的是合法经营的企业主体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的交易,目的是为了履行合同,而不是以虚构单位或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更主要的是,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之间一直都有频繁的业务往来,双方除了涉案的合同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履行以外,其他的合同都实际履行,双方都从经济交易中获益,因而王某某的公司并不是为了实施诈骗而成立的,一直系合法经营的主体。

  2、王某某及其公司对于涉案合同是有履行能力的。在2015年6月18日王某某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就已经分别于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18日与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购货合同,就是为了履行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当时王某某的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处于盈利状态,其具备履行能力。

  3、王某某存在实际履约行为,并且一直在积极促使交易的完成。在2015年6月18日王某某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前,就已经分别于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18日与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签订了购货合同,就是为了向鑫驼峰交货,并且于2015年6月19日向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打了40万元定金,这足以说明王某某是存在实际履约行为的,并不是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不积极履行合同。并且在公司资金出现困难,无法在约定日期履行合同义务时,也一直在协商处理,向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请求给予宽限期,以履行好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

  4、王某某没有采取刑事诈骗的行为,连民事欺诈都算不上。在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没有虚构任何事实,也没有利用受害人的错误认识去签订合同,双方本身也存在长年的业务往来,签订合同并不是因为王某某存在诈骗行为,而是基于双方多次合作的信任基础以及王某某的履约能力。

  5、王某某将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亏损导致无法履约是造成本案的主要原因,但将资金用于炒期货是否就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认为显然是不能认定的。客观上,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是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将合同款项打入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的公账户,那么法律上来说,这笔资金就是属于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的,支配权在于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资金出现了什么问题应当由其他的法律关系去调整,与江西良友鑫驼峰实业有限公司是没有关系的,法律也并不要求这类交易必须专款专用。主观上来说,如果王某某将江苏清扬浦粮油有限公司收取的货款拿去个人挥霍、进行非法活动、归还欠款、非经营性支出等方面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但是本案中,王某某是将资金投入到期货市场的高风险经营活动,其属于实际经营活动,因此造成资金无法归还,就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点在《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卷一关于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中,最高院作了明确的观点指导,这种情况是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

  6、事后更是主动与受害人联系,更没有采取逃避、躲藏的方式逃避债务,而是一直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综合以上因素,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不能履行合同是因为存在客观原因,而不是因为其个人为了非法占有合同一方的财产,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鉴于前述事实与理由及根据的相关法律规定,辩护人期望人民检察院在查实相关事实与证据、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作不起诉处理。

  此 致

  南昌县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 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 谢亮亮

  2017年6月3日

诈骗罪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意见书: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

  诈骗案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

  审判长、合议庭:

  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高某及其亲属的委托,由赵秀玲律师担任高某涉嫌诈骗一案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了解案情,辩护人多次会见了高某,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并在贵院调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再进行了详尽的阅卷后,对本案已十分清楚。

  辩护人对起诉意见书指控高某涉嫌诈骗罪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侦查机关没有证据证实被害人损失的数额,高某的行为有可能不涉嫌犯罪,恳请检察机关查明相关案情后,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为高某变更强制措施。现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检察机关参考并采信:

  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的上述规定,成立诈骗罪必须是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被害人因此受到损失,如果被害人没有因嫌疑人的行为造成任何损失,嫌疑人的行为是不能认定为犯罪的。 2016年7月份,高某通过其同事郑某介绍,通过某平台向金某借款用于个人日常消费。某平台虽然宣称借款年利率24%,但是实际借款过程中违规操作,七天的借款利息为借款本金的24%,利息在本金中预先扣除、收取高额逾期违约金、逾期管理费等,演变成诈骗借款人财产的“套路贷”。据高某陈述,假如其通过平台借款1000元,借款期限七天,先通过平台出具1000元的借条,金某预扣借条金额24%的利息,通过其个人账户转账给高某,是该笔款项是七天的利息,高某接着将收到的预扣利息转给金某的账户,金某收到高某转回预扣的利息后,再转账给高某借款本金760,七天借款期限到期后,高某要按照借条数额还款1000元本金,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从转账记录上看金某出借给高某的款项与借条金额相符,但高某实际收到的仅是借款本金的70%左右甚至更少。如果借款到期,高某没有钱偿还借款,金某会再向高某出借款项用来偿还上一笔借款,但是高某如果想偿还上一笔借款,再向金某借款的金额要超过上次借款金额的一倍,金某会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操作。如此恶性循环,借款金额不断垒高。因此,公安机关不但要查明金某转账给高某的借款数额,还要查明高某转账给金某的还款数额,以证实金某的实际损失数额,不能仅以金某转账给高某的数额来认定。辩护人通过登陆高某的某平台账户,根据高某某平台账户与金某某平台账户之间的转账明细数据来看,高某转账给金某的数额元,金某转账给高某的数额.92元,高某转账给金某的数额要远远高于金某转账给高某的数额。如果该数据属实,金某不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还可能涉嫌“套路贷”诈骗,高某才是真正的受害人。因此,起诉意见书指控的高某诈骗48万多元完全是依据金某提供的截图数据,与高某某平台显示的数据严重不符,至于这两份数据中哪一份属于认定两者之间借款数额的证明材料应当予以证实,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则不能认定高某的犯罪行为成立。

  (二)金某提交的证据并非是电子证据的合法提取方式,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金某在报案时向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其个人某平台截图,而且也并非是全部数据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此项证据的取证方式不合法。电子证据的收集和提取方式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笔录,记录案由、对象、内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并附电子数据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应当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金某提供的证明自己与高某之间借款的证据材料属于电子数据,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电子数据的提取方式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否则不能够作为指控犯罪的合法证据使用,其证明事项也就不能够成立。

  二、高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金某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6年7月份,高某经同事郑某介绍通过某平台向金某借款,虽然利息特别高,高某一直都是有借有还,没有逃避债务。2016年8月份,高某向金某借款,金某说不借给他了,高某就想不借就不借吧,无所谓。当时郑某说,“你把2016年6月份我帮你办的假结婚证,和找人办的购房合同、购房发票找出来,拍照发给金某,金某就借给你了”,当时郑某就通过将上述材料的照片发给金某,金某还是像之前一样借款给高某,高某也按时还款,直到2016年9月份,高某开始逾期,逾期还款利息、违约金、逾期管理费等数额越来越大,借了还,还了借,借款数额向滚雪球一样不断垒高,高某就陷入“套路贷”的泥潭,无力还款。2016年8月份,虽然高某提供了虚假的材料,让金某对高某产生信任,继续向高某出借款项,但是高某收到款项后一直也是按时还款,直到随着债务的不断累加,高某实在无力按时还款,10月份以后就不再借款了。2016年11月某平台向高某催收债务,至2017年3月期间,高某先后分七次偿还73500元现金,全部交给了某平台催收人员一董姓男子。通过高某向金某借款的整个过程来看,时间共计三个月,高某一直处于借了还,还了借的状态,主观上绝无没有恶意逃避债务,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而且高某借款后一直在原居住地居住,在原工作单位按时上班,也没有更换手机号码等方式等逃避平台和金某催款。虽然高某删除了了金某的好友,但是金某仍然可以通过电话,短信,郑某等方式联系到高某。而且,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期间高某也一直在还款,在案发前金某通过郑某联系高某还款,高某也表示现在没钱,等有钱了就还,一直没有隐匿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意图非法占有金某财产的客观行为。高某有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工资5000元以上,金某一直都能联系到高某,如果是合法债务,金某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金某不起诉的真正原因就是金某可能没有实际损失,而且可能涉嫌“套路贷”,非法债务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查明以上事实,维护法治的公平与正义。

  (一)高某的行为属于主动投案,且如实交代自己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根据诉讼文书卷2018年10月28日出具的“查获经过”中表述高某的到案方式为投案自首,此时公安机关尚未确定高某的犯罪行为,高某主动向其所在工作单位负责人员交代其通过某平台向金某借款的情况,并去单位所在地的某派出所交代自己借款的事实,此时犯罪行为属于公安机关尚未发现的状态,其行为属于自愿主动投案。本案诉讼文书卷2018年10月12日高某在某办公室所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如实向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工作人员交代了自己经同事郑某介绍认识了金某,通过向其提交个人身份信息、单位出具的居住证明在某平台向金某借款的事实,也主动交代了为了大额借款而向金某提供假的结婚证、购房合同的事实,属于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完全符合《解释》有关如实供述的认定,应当认定其行为属如实供述。

  综上,高某的行为属于主动投案,且如实交代自己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高某并无任何犯罪前科,其与金某之间的借款属于民事借贷行为,本不应当作为刑事犯罪处理。高某为继续借款而向金某提供假的证明材料是因为其法律意识淡薄,未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金某手中持有高某提供的身份信息和工作证明,能够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二之间的借款行为,不需要浪费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高某工作稳定,且平时表现良好,此次系初犯、偶犯,在犯罪归案后,也能清楚认识到自己行为对他人权益造成了侵害,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能够在到案后全面、客观的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电子证据取证方式不合法,受害人提供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足以证实金某实际损失的数额,高某涉嫌的犯罪数额依法不能认定,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可能依法不能成立。即使指控的犯罪成立,高某还有自首等法定、酌定减轻、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较低,故恳请贵院在审查起诉时予以重视并予以考虑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为高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秀玲律师

  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 2019年1月31日

合同诈骗罪主题 普通诈骗罪立案标准 诈骗罪可以判缓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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